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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海副總裁兼夏普社長戴正吳 |
中評社北京7月17日電（作者 段哲哲）鴻海副總裁兼夏普社長戴正吳，5月28日宣布有意向在美國投資2186億台幣，而在談到台灣地區投資時，他頗為無奈“台灣是我熱愛的土地，但是目前沒有人來洽談，且台灣地區的政府的招商態度，沒什麼熱情，還有點冷冰冰”。讓我想起多年前“拜耳”一案，對於當時時空背景下民進黨政治人物的擔當卻不敢恭維：拜耳之案，實質就是民進黨人物操弄的結果，其實質是影響了外資對島內的投資案，而且還是以民主之名，行公投正當程序，但是成本卻由島內大眾所承擔。2016年11月6日下午，台灣前“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與讀者面對面對談，接受各式各樣問答。有民眾問認為台灣的三害是“立委”、名嘴、媒體，問龍應台最想除哪三害？龍應台笑答，這三害只是表面，她自己本人就深受三害之苦，真正的害，是人民本身素質不夠。
一、民主赤字與民主成本
從拜耳案當中，我們看到的是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利益，可以塑造一個“敵人”（拜耳公司與國民黨），實際卻放棄了一個發展經濟的機會，從學術角度看，這是台灣民主所必須要走的路，是民主的成本（許國賢，2005）；從長期來看，實質上是台灣民主赤字的迷失，也就意味著台灣民主制度的運行沒有帶來善治，這樣的赤字從拜耳案中的地方一直延伸到2000之後的台灣中央政權。2000年以來台灣社會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藍綠惡鬥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政治形態，如果說兩黨制是制衡政治的設計是為了避免權力壟斷並享受善治之利，那麼從台灣社會運行的形態看，確實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兩黨政治方面，雙方治理效果都不彰顯，也沒有形成健康兩黨政治形態，政黨輪替之後，搶占資源，分配資源成為主要形體，而不是進行“國家”治理大政方針的調整，促進“國家”發展，從蔡政府上台的表現看，5大政見當中，也只有轉型正義（分配）有進展（如同政大某教授所言，似乎民進黨拿到權力後很害怕失去政權），從策略而言，在經濟低迷時期進行分配改革是非常得不償失的，因為對某些群體增加福利，都意味著另外部分群體利益的受損，處於“零和博弈”狀態。
2016年下半年以來，台灣社會對立情緒在網絡蔓延，蔡政府當局政策不斷出錯，而主要反對黨國民黨也是無力提出更為有效有建設性的反對政策，總是脫口而出“全面執政就要全面負責”，並無承擔的視野、勇氣與能力，台灣民眾都只能在選舉中選擇“不那麼爛的蘋果”；台灣知識界塑造著西方民主與經濟繁榮並存的假像，似乎認為“民主程度”對“經濟發展”以及“民眾福利”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假像，民主成為“政治正確”選項。然而，台灣民眾已經厭惡了這樣的台式民主，餘致力教授曾經在課堂上認為 “2014的九合一大選， 則可視為民眾對過去十五年來民主赤字的反彈”，台式民主開始追求“反建制與素人政治”而對候選人的治理能力考慮不多，進而產生了“柯P”與“蔡英文”現象，兩者從一定意義上將都不是合格的領導者，都沒有經歷過嚴格的治理培訓，善於選戰而不擅長治“國”，樂於鬥爭而專注發展，是中國人的特性還是民主鬥爭的特性，還是民主與中國人特性結合後的特性？不得而知，但是從公共行政的角度或者治理的角度，不合格的政治領導人或者政務官絕對是政府治理的災難，當選拔機制出現問題的時候，選出來做事情的人都不是最有能力與品德高尚的人，受苦的往往就是台灣民眾。如同柯P的支持率在2016年3月8日跨過死亡交叉，選舉時一時，但是治理卻在日常生活當中，柯P現象能否持續，還需要經過選民的選擇，是台灣走向善治必須經歷的過程。而從拜耳案中，從今天的標準看，民進黨當時的作為確實是害苦了島內民眾，然而歷史往往不能假設與重新開始，那麼新時期的民眾能否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呢？至少目前似乎還沒有解決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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