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24日電（作者 王崑義）高雄市長韓國瑜越來越像是台灣的政治核心，不僅藍綠政治人物要從他身上刷存在感，他所創新的俗民政治語彙，不僅變成大家學習與模仿的對象，也變成人民口中可以朗朗上口的生活話語，尤其是媒體在他身上找尋認同的符號，讓他在媒體上的能見度與網路聲量，更是前所未有的高。這樣一位政治領袖的出現，到底是他自己創造自己，還是社會創造了他，應該還有諸多疑惑待解。所以，針對這種“韓流現象”的出現，還是有必要再次檢視。
美國政治學者蘭尼與肯道爾（A. Ranney ＆ W. Kendall）說：“政黨是自主的有組織集團，它從事政治性的社會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權力職位，也是展現政府的中心領袖與創造政治領域內大批跟隨者的組織結構，並產生共同的觀點或效忠的認同符號”。而政治領袖的出現，有時是透過政黨培養與徵選出來，有時卻是政治人物自身的人格特質所塑造出來，這就猶如韋伯所說的“魅力型領袖”的造成。
台灣民主化以後，由於政治領袖的出現都是經過選舉一成不變的過程，所以要創造具有魅力型領袖特質的政治人物，已經越來越不容易，即使貴為“總統”的蔡英文，也很難從她身上找到魅力型領袖的特質，以致於她所領導的民進黨會在九合一選舉中遭到慘敗的命運。
而魅力型領袖的創造，主要還是呈現在領導者個人的影響力來決定。從管理學上來看，衡量一個人的領導力，全看他的影響力。如果沒有影響力，就絕對無法領導別人，真正的領導力是無法轉移、指派或委任的，只能從逐漸積累的影響力而來，所以國民黨內的幾個太陽，若想把韓流轉嫁成自己對外的影響力，可能性並不高。
因為領導是指影響別人來跟隨自己，而管理則指維持系統及其流程。如果領導者不能影響別人，人們就不會跟隨他。如果人們不能跟隨他，他就不會變成領導者，這就是“影響力法則”。
從“影響力法則”來看，韓流又是怎麼創造的呢？因素當然有千百種，其中最接地氣的應該是他能夠把政治語彙俗民化，這是改變台灣政治文化的另一次契機，也是繼民主化過程中將神格化的政治領袖俗民化以後，再把政治語彙俗民化的第二次民主轉換，這對未來台灣政治文化的改變，必然會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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