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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統一論述指引兩岸關係邁入新局 |
中評社╱題：新統一論述與“和平發展” 作者：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本刊學術顧問
兩岸分離已六十多年，然而從2008年以來，兩岸出現了六十年乃至近百年來最好的歷史時期，這是被兩岸及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為什麼會出這樣狀況，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深究與總結的，只有找到發生這樣變化的深層原因，我們才能永保這種狀況永不倒退。
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新統一論述”形成
兩岸關係的形成是始於1949年，當時大陸中共當局欲一鼓作氣渡海解放台灣，完成全國的最終統一，但“朝鮮半島戰爭”的爆發，大陸捲入了這場戰爭，美國也介入台灣海峽，讓我們喪失了這個機會，從而形成了兩岸隔海而治的分裂局面，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分治格局，相互稱匪，互不往來，一晃半個多世紀。
從1949年到1955年，我們對台灣問題的基本思考就是“武力解放”四個字。隨著建設新中國使命的上升，“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和平統一”的思維逐步代替了“武力解放”。由於我們有兩次“國共合作”經驗，所以“和平統一”並沒有形成一整套的理論、制度和方法，它只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而已。
八十年代初，在粉碎“四人幫”後，國家百廢待興，又恰逢港澳回歸在即，台灣問題也浮到了桌面，但此時中國首要任務是“實現四化”，保證“改革開放”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統一問題雖是二十世紀三大任務之一，但台灣政治生態從國民黨一黨專權，經歷“本土化與民主化”洗禮，已難以用“第三次國共合作”模式解決了，所以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國策，即只要承認一個中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即可以“兩制並存”，“誰也不吃掉誰”，“維持現狀、一國兩制化”，以空間換取時間，為“改革開放”贏得更好的外部環境。這是一種謀略，也是一種權宜之計，說不出有一整套策略與理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我們逐步建立起一套理論。
首先，我們開始思考，統一問題與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問題，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孰大孰小，究竟是“把自己事情辦好”為大，還是台灣問題為大，在輕重先後問題上有了明智的選擇，不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的絆腳石，反而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動力與正能量。正確處理了“和”與“戰”的關係，確保了三十五年“改革開放”主導地位不被衝擊，不讓台灣問題成為我們崛起的“攔路虎”，正確處理了台灣問題與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與崛起的關係，也構成統一問題應成為民族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理論，既保障了統一的地位，更保障了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地位。
其次，我們認識到“反獨”的重要性，在處理統一問題時，確立了“反獨促統”的先後秩序關係，要統一，必先“反獨”，尤其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二十年中，“反獨”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沒有“一個中國”前提，沒有任何讓步，沒有任何協商，沒有任何妥協。為此我們毅然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明確劃出不可逾越的紅線，對肆意製造分裂的“台獨分子”，我們不惜以“戰爭罪”作“戰犯”對待，同時我們嚴格約束自己，做到不到最後一分鐘決不輕言放棄和平，要盡最大努力來維護“和平統一”。所以“反獨促統”也成為了“新統一觀”的一個組成部分。
其三，我們與台灣的關係到底應該是一個怎樣的關係，是敵對關係，還是兄弟關係？抑是父子關係，還是鄰里關係？我們漸漸認識到我們是“一家人”關係，是“兄弟姊妹”關係，是同命運共呼吸的“生命共同體”關係。兩岸是我們的共同家園，我們應該共同呵護，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共創雙贏。只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能享受一個中國的尊嚴與榮譽，就能享受我們的一切惠台政策。兩岸關係不是我來解決你，或你來改變我，而是共同去締造一個更美好更文明富強的新中國，兩岸一切好的東西都會被吸收進來保存下來，成為共同財富，這就形成了“共同締造論”的理論。
其四，我們又逐漸認識到，統一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個中國也是一種現在進行式，是從“和平發展”逐步走向“和平統一”。在統一之前，我們有一個相互磨合的過程，這個過程即是彼此的“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過程，很多問題，很多矛盾，很多不適，都會在這過程中消弭，最後的統一必定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這就理論上解決了“統一即是一個過程”的“過程論”。
其五，解決兩岸關係必須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有序而進。兩岸關係的基礎是廣泛的人員交流經貿合作，這也是建立互信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的頂端是政治設計部分，屬於兩岸最敏感的問題，涉及政治定位、制度設計、核心價值等等深層問題。“先易後難、先經後政”被實踐證明是重要的經驗，也構成了我們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這也不是完全絕對與機械的，先與後，易與難，有時也是可以並行與交叉的。
在實踐中我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統一論述，理論也充分發揮了它的指導和引導作用，從而形成了六十年來兩岸最佳歷史時期，這是我們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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