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奧巴馬在智庫演講 |
中評社北京5月22日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研究項目發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個，其中美國智庫最多，為1828個，中國智庫數量居第二位，為426個。從綜合影響力看，目前，全球前十名頂級智庫中，有六個是美國智庫。綜合影響力主要看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創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議；二是為政府輸送了多少專家型官員；三是舉辦了多少高級別的研討會；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貢獻；五是在幫助政府官員調解和處理衝突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一、戰略思想和政策選擇主要來自智庫
二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提出的各種戰略和政策，其原創差不多都來自美國智庫。例如，美國第一個私營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TheBrookingsInstitution）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Research）。它先後建議美國政府參加兩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它立即提出對外施行“馬歇爾計劃”“制裁流氓國家計劃”，對內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創建聯邦預算規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建議。又如，二戰剛爆發，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搞了一個大規模的“戰爭與和平研究項目”，先後向美國國務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備忘錄，其中“占領德國”“創建聯合國”“遏制蘇聯”等政策建議，均來自上述備忘錄。再如，冷戰結束出乎美國預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應對。對蘇聯研究極深的美國傳統基金會（TheHeritage Foundation）和蘭德研究院（RAND）很快提出“擴大北約”“退出反導條約”“建立導彈防禦系統”等冷戰後美國的主要戰略構想。大學裡的知名學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他於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理論，成為2001年“9·11”事件後反恐對策研究的基礎。
二、智庫為政府源源不斷輸送專家型官員
隨著智庫對美國戰略思想和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智庫內知名專家越來越多應邀進入政府擔任要職。同時，越來越多的下野官員回到智庫繼續從事研究。這種所謂“旋轉門”的良性循環，對美國智庫的發展、對政府盡可能正確地決策都起到積極作用。一方面，進入政府的專家學者不再空懷壯志、紙上談兵，而是一展抱負、實現理想，而且他們從政後比其他官僚更願意聽取智庫的意見。另一方面，回到智庫的前政府官員，由於在職期間積累了豐富經驗，再研究問題時，其思路和提出對策的針對性更強，更易被決策者采納。據統計，頻繁出入“旋轉門”的專家學者，大多數來自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係協會、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等智庫。他們當中擔任過國務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喬治·舒爾茨、詹姆斯·貝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康多莉扎·賴斯等。至於擔任其他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局長職務的專家學者，則不勝枚舉。統計數據顯示，僅在里根總統任職的八年中，應邀走出美國智庫進入政府的專家學者，竟多達150餘人。最新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威廉·約瑟夫·伯恩斯2014年11月3日辭職，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接任總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