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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暴徒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圍毆警員。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7月18日電／事前煽仇扮和平，事發助虐阻執法，事後頌惡誣警方。
反對派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為名，聲稱要“保護香港法治、民主、自由”，但根據近月的經驗，每次由他們發起的所謂“和平遊行”，完全是為掩護激進分子使用暴力，破壞大家珍惜的法治、秩序、安全，所行的是獨裁式“民主”，從商戶、傳媒到個人，不與暴徒同一陣線的，連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反對派一再煽動市民上街、搞亂香港的招數，不外乎8招循環使用，“無限連招”︰
事發前煽動市民仇恨政府，以所謂和平示威，甚至巧立其他名目作招徠；
事發期間為暴徒迅速遞送、補充裝備，暴徒借小事向無辜市民動私刑，不許市民拍攝其容貌，另一方面則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去作最大盾牌，阻撓警方執法、清場或作出拘捕。
事發後，為了掩飾暴徒的惡行，他們更捏造訊息，抹黑警方執法、打擊執法者形象，同時做文宣去宣稱暴徒“汽水會擺低錢”、示威者事後會清潔街道，營造所有遊行、示威以至衝擊都是“文明有禮”的假象，至於“冥頑不靈”的商戶甚至個人，則會被逐一找上門算賬。
這樣形同黑社會的操作，反對派的支持者是否要等到沒有人再敢為自己發聲的時候，才會願意與這種暴行割席？警方在批這些“和平遊行”時，豈能不更加小心、更加審慎？
【手段一】煽動市民仇恨政府
反對派一再煽動市民與政府的對立，並自製社會矛盾。在6月9日和12日分別以遊行作“掩護”，再以暴徒去做出暴力衝擊行為後，即使社會都質疑衝擊的暴徒到底是什麼人，反對派依然將事件形容為“警民衝突”，更將矛頭指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她要為有關暴力行為“負全責”，更脅迫她違反法治，不追究暴徒。
林鄭月娥早在6月15日已宣佈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反對派依然聲稱政府“無回應”社會。在已決定停止修例後，當日下午竟有人自殺“表達反修例的意向”，反對派隨即利用事件鼓動市民繼續上街，並再一次把責任都歸咎於政府，形容是“政權殺人”云云。
謊稱“暫緩”可隨時重來
在反對派大力英雄化自殺行為、煽情大談自殺事件後，又再有其他自殺事件發生，反對派於是將矛頭一一指向政府，企圖利用市民對逝者的同情心，去加強對政府的仇恨。
另一方面，反對派仍然繼續製造恐慌，例如“香港眾志”一再聲言“暫緩即是可以隨時再復會傾”，令市民被誤導上街。
反對派更特別針對警隊，將警隊應對暴力衝擊的個別混亂情況，甚至捏造消息，把警察一再說成是“黑警”，以誇張失實、斷章取義甚至不實的資訊去誤導和煽動更多市民。
【手段二】口講和平 暴力突擊
反對派一再聲稱他們是“和平遊行”、參加者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事實上卻是騎劫大部分和平表達意見的市民，以掩護一小撮暴徒的激進、違法、暴力舉動。在6月9日的反修例遊行中，明明大部分市民遊行完均和平散去，但部分黑衣口罩分子就在傍晚準備好工具，於當晚莫名其妙衝擊無人的立法會；在12日亦是呼籲市民去包圍立法會“反修例”，但結果再次出現口講和平，實為暴力的現實，當日又有人衝擊立法會、襲警等。
及至近日，不同地區的遊行其實明顯已和修例無關，但一眾反對派仍狂搞遊行，每場都有不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身影在其中帶頭、推動甚至挑起矛盾。每次反對派均以“和平遊行”作招徠，但往往事後都變成暴力衝擊。
呃市民做衝擊“肉盾”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遊行在申請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時，反對派都嚴重“報細數”，例如6月9日的遊行，民陣在申請時只申報了一萬人，事實上警方就統計出遊行高峰期有24萬人，大會更自稱有103萬人參與，但大會則未有向公眾說明自己的申報人數，卻一再向公眾質疑警方“未有開放更多路線”，是有心“打壓”他們的遊行，以此累積民怨。
有見其後的各區遊行人數不復之前，反對派又想出更多“名目”，以吸引更多市民去做他們暴力衝擊的“肉盾”。例如上周六“光復上水”遊行，就以“水貨客”問題為切入點，其後將舉行的紅磡、土瓜灣遊行則針對旅行團問題，想以此推高遊行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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