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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科學構想，開闢了國家統一進程的新階段。 |
中評社╱題：鄧小平擘劃和平統一祖國大業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楊親華（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20周年。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具有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懷，實現祖國統一是其一生最大夙願。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他參與了中共和政府對台工作的許多重大決策；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親自領導了黨和政府的對台工作，親自確立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科學構想，開闢了國家統一進程的新階段。
嘔心瀝血 開闢兩岸關係新前景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蔣介石集團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人民內戰，並於1949年敗退台灣造成海峽兩岸分裂局面，產生了台灣問題。從新中國成立那天起，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就成為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一大心願。
1952年，鄧小平從大西南調中央工作進入中央領導核心。他多次出席中央研究台灣問題的會議，參與黨和政府對台工作重大決策。1960年5月22日，鄧小平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研究並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總方針。周恩來後來將會議確定的原則概括為著名的“一綱四目”。
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受到錯誤批判，被剝奪一切職務。1973年復出後，受毛澤東委託，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度受到破壞的對台工作開始出現新的轉機。1973年10月2日，鄧小平會見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向他們具體闡述黨的對台方針政策，他指出，解放台灣的方式，我們希望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慮非和平方式，兩種方式都要考慮進去。首先我們做工作，希望一個階段內能夠用和平方式，希望通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工作，使台灣人民瞭解我們祖國的情況，瞭解我們的政策。關於解放台灣以後的政策，我們還要考慮，特別是要同台灣人民商量，不過可以說解放台灣以後，不可能把大陸上的一套馬上搬過去。這個談話實際上已經孕育著“一國兩制”的萌芽。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建國以來歷史的偉大轉折。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鄧小平從國家民族利益高度出發，在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思路的基礎上，以求真務實的精神，非凡的理論勇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和平統一的新思路。
1978年12月15日，鄧小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了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的要點，其中包括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最主要的內容。他明確提出，“實現統一，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外國投資不變，促進通郵、通商、通航、人員往來。台灣資本家可以來祖國大陸投資。以蔣經國為談判對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口號是愛國一家”。根據鄧小平提議，三中全會公報提用台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代之以“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佈和平統一大政方針。同一天，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宣佈從即日起停止對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以上重要文告的發表，以及重要措施的實施，標誌著我們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在鄧小平的宣導下實現了重大轉變，為解決台灣問題開闢了新前景。
同年1月，鄧小平訪美。訪美期間，鄧小平對黨所確立的新的對台方針作了深入闡述。鄧小平說，“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候，一定考慮到台灣的現實，重視台灣人民的意見，實行合情合理的政策。”“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在尊重台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回歸祖國的速度。”鄧小平還表示，“我們提出了非常合情合理的政策。台灣可以保持它現行的政治制度，甚至台灣當局可以擁有其軍事權力。問題是只能是一個中國”。鄧小平的講話，進一步勾畫了黨和政府關於統一後台灣的政策。
1980年1月，鄧小平把“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列為我們黨和國家三大任務之一。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宣佈九條對台方針，這是黨和政府對台政策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科學概念，標誌著“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已經基本形成。此後，鄧小平繼續不斷豐富、發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思想，而且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具體。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構想，這就是海內外廣泛傳頌的“鄧六條”。這個談話增加了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獨立的司法制度的新內容，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更為完備、充實。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顧委三次全體會議上，進一步把這一科學概念概括為“一國兩制”。1985年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至此，我們黨和政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臻於成熟。
鄧小平一直主持和領導中美建交談判和中日友好條約談判，在推動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發展進程中，為創造解決台灣問題必要的外部條件建立了不朽功勳。鄧小平在主持中美那次談判過程中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美國必須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用什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最終美國接受了中美建交三原則，與中國達成協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1979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到1972年中日建交，再到1979年中美建交，標誌著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構成了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也是我們黨和政府能夠從1979年開始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外部條件。
鄧小平應用“一國兩制”構想成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對解決台灣問題產生了率先垂範的作用。“一國兩制”構想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但首先應用於解決香港問題。從1979年開始，特別是1982年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開始以後，鄧小平反復闡述中國政府按照“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問題的原則立場，並在解決香港問題的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完善“一國兩制”構想。鄧小平預見到香港問題的解決將為台灣問題的解決產生巨大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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