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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高程（中評社 王永雪攝） |
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記者 王永雪）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高程日前在清華大學“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論壇上表示，中國在崛起階段提出的國際秩序觀主要是緩解崛起的困境，讓美國的盟國夥伴及一些中立國家更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和態勢；同時為國際秩序提供一種補充和修正，並與現有國際秩序共存。
高程認為，大國國際秩序觀的形成，一方面是對內認同的需求，也是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如何界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國家之間關係的主張；另一方面，是對國際話語權的建構。歷史上崛起大國的國際秩序觀在崛起階段和成為領導階段是有差別的。崛起階段，國際秩序觀的主張通常是對內服務於自身的需要，對外提高自己的國際話語權；上升到領導階段時，國際大國的國際秩序觀主要是穩定霸權的收益和地位。
中國的崛起包括國際秩序觀，它的內涵同樣是在崛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有內部需求和外部共同作用。高程表示，中國正處於崛起階段，國際秩序觀正在醞釀和形成的過程中。此階段基於中國道路這樣一套對外價值的主張，涉及到對內對外兩個層面，對內如何自我界定國際大國的內涵，對外就是如何定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包括如何處理大國之間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中國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西方文明體系的關係。
關於大國內涵，高程表示，改革開放後，中國接受了落後於西方的現實，從心態上說，在美國代表的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面前有失敗的自卑感；包括文化方面，普遍認為西方的道路和價值觀是成為大國的唯一的道理，是衡量大國的唯一的標準。但我們看到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中國看待自己作為大國的內涵正在發生自上而下潛移默化的變化。開始追求中國的發展道路與民族精神上的獨立性完整性，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構建，包括重拾中國價值觀，追求民族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以此作為大國的要件，而不僅僅是經濟上和物質上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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