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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淦昌 |
中評社北京5月27日電／在北京西南郊的我國核科學研究重要基地——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簡稱原子能院）工作區內的小樹林中心，樹立著兩位科學巨匠——錢三強先生和王淦昌先生的銅像。
雖已無法準確計算走過的次數，但原子能院強流粒子束與激光研究室主任郭冰說，每次經過，自己都心潮澎湃，腦海中情不自禁回想起王淦昌先生斬釘截鐵的話語“我願以身許國”。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享譽世界的著名核物理學家，我國實驗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線及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卓越開拓者，我國核武器研製的奠基人之一，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的首倡者……對王淦昌先生一生的成就，曾有人評論說：“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項，就足以在中國科技發展乃至世界科技發展歷程中名垂青史。”先生以終身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在世界物理學和中國科技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
為紀念王淦昌先生，2003年，一顆由國家天文台於1997年11月19日發現的小行星，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正式命名為“王淦昌星”。這顆翱翔太空的智慧之星，與日月同在，永遠為人們所敬仰。
2017年5月28日是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紀念先生，更在於繼承一種薪火相傳的精神：繼承以愛國主義為內核，以科技創新精神為動力的老一輩科學家的理想和抱負，繼承“兩彈一星”精神，投身於科研工作之中，不斷與祖國建設同行，與祖國發展共振，將先生不朽的精神以及光榮的傳統繼續發揚並為之奮鬥不息。
從“王淦昌”到“王京”
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部長劉傑約見的通知。到了劉傑辦公室，對方開門見山地向王淦昌傳達了黨中央關於研製核武器的決定，並請他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迎著劉傑的目光，王淦昌鏗鏘有力地回答：“我願以身許國！”第二天他就到二機部九局去報到了。從那時起，王淦昌這個名字從科技界突然銷聲匿跡了，而在中國核武器研究隊伍中，多了一個名叫“王京”的領導者。
這意味著，王淦昌在以後若干年中，不能按照自己的興趣進行科學探索，不能獲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在世界學術領域拋頭露面，不能交流學術成果，這對當時已經在科研領域取得成績的王淦昌而言，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王淦昌是清華大學第一屆學生，也是著名實驗物理學家、德國柏林大學教授邁特納唯一的中國學生，年僅26歲就成為了物理學博士。
1942年初，王淦昌在美國《物理評論》發表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獨到地提出了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並為以後的實驗所證實。這是王淦昌對國際物理學的一個突出貢獻。《物理評論》雜誌將此文評為年度最佳論文，王淦昌因此榮獲第二屆範旭東獎，還被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列入《百年科學大事記》之中，K.C.Wang（王淦昌）也因此揚名海外。
1956年，王淦昌被派至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擔任高級研究員，後任副所長。通過對近10萬張氣泡室圖片和大量數據分析，1959年秋，王淦昌小組終於發現了一張反西格瑪負超子事例的照片。這是人類通過實驗發現的第一個荷電反超子。這項重要成果把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1972年訪華時對周恩來總理說：“聯合原子核所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稱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組對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現。”
如果能夠繼續在原來的科研領域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開諾貝爾獎的大門。然而，為了中國能造出原子彈、氫彈，為給中國人爭這口氣，從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隱姓化名，中斷與外界的聯繫整整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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