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6日電／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先賢的這一名句曾被許多人引用，或者說它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認真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人群，也是仰望星空的人。於文秀教授就在文學的世界仰望星空。在長久矚目的星空，她既看到了那些鑽石般發光的恒星，也試圖辨析那些正在形成的雲團。無論是光焰萬丈的恒星還是迷霧般的雲團，都蘊含著神奇和秘密。探究這神奇和秘密，應該就是吸引於文秀的魅力所在。二十餘年來，於文秀就這樣仰望著星空。這當然是一種比喻。事實上，從事文學研究和批評的人，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從事哪種工作沒有甘苦呢。不同的是，於文秀用她特有的堅韌，一直堅持在這一領域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於文秀從事的研究、批評領域跨度很大。既有現代作家研究、理論研究，也有文化、文學現象研究。在當下學科劃分越來越精細的情況下，能夠或敢於跨越不同學科從事研究或批評，不僅需要膽識，更需要積累。在這方面，於文秀應該是一個佼佼者。在現代作家研究方面，於文秀選擇了魯迅、老舍、梁實秋和蕭紅作為對象，也就是選擇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高端題目。對這些作家研究的文章汗牛充棟。優勢是有許多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參照，困難是要想寫出新意就不那麼容易了。但於文秀在她的研究中仍有自己獨特的體會。比如她對魯迅“對人的前存在狀態的批判”——這一多少有些哲學化的表述就非常新鮮：“所謂人的前存在狀態，即指人處於一種非自由自主的，而是消極、被動的沒有凸現主體性的生存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中，人的生存沉入重複性的當下的形而下的生存中，倚重的是傳統、習俗、常識甚至人的盲目性，缺乏主體的理性評價與自主選擇，沒有達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的存在，即人處於自失狀態。”我們可以商榷她“人的前存在狀態”的概念，但她通過對魯迅《墳》《熱風》《藥》《阿Q正傳》《祝福》《明天》《示眾》等作品分析得出的結論，起碼成一家之說。
如果說於文秀對現代作家的研究是具體的，那麼她的文化現象研究、文學史研究、西方文化思潮的研究，題目就相對宏大些。比如《文學史的寫作困境與現代性的迷霧》《文學史寫作的後現代之思》《實然與應然：文學史中的蕭紅書寫探究》《西方中心主義與中國學術的深層問題》等。當然，題目的確立與研究對象有關。這些理論性較強的文章，雖然題目較大，但在具體論證時，她踐行的還是“小心求證”。於文秀對西方當下文化研究重要理論家的評論，加強了我們對西方文化研究方法的了解與理解。當然，文化研究的出現和流行，改變了我們文學、文化研究的有限方法，豐富了我們研究的思想和理論，同時文化研究逐漸暴露出的問題，也進一步證明了這是一個人文科學的實驗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