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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中文 論書絕句 ·米芾（圖片來源：中國書畫網） |
中評社北京10月8日電／碑帖之爭無疑是當代書法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事情。清中晚期以來，書壇出現震古爍今的大家，其中碑派陣營的居多，充分說明這個書壇新流派具有深厚的潛質和強大的生命力。
清季以來的碑學大家，他們往往從並不知名碑志取法，儘管原來的範本可能荒疏粗率，然而經過他們的手，卻變成了雄健清新、儒雅典麗的風格。原作中的靡怯被塑造為柔美，荒率被升華為清新自然。這些相近的審美範疇往往僅是一牆之隔，經大師點化，便能化腐朽為神奇。這就不能不讓人們對一個古老的信條產生懷疑：為什麼取法乎上，只能得中；取法乎中，只能得下？為什麼不可以取法乎下，反能得上？
體系的封閉性、技法的自足性、傳承的遞減性，是帖派理論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那是帖派書法只能在一個既定的有限的範圍內傳承，從而失去了創造性，這才是帖學式微的根本原因。帖學的興盛大抵是實行科舉制度的時期，科舉制度的保守性質使書法失去了創造的需求和動力。
碑學則不然，碑學是一個開放的、多元的系統，它的取法對象遠比帖學豐富而蕪雜，其師法的觸角幾乎遍及書法史的各個時期、各個層面和各個角落。更重要的是，和帖派的取法虔誠膜拜、心摹手追的心態不同，碑派更多的是涉取、化裁、改造和蛻變。對前人留下的作品和取得的成就，帖派奉為經典，懷著守成和奉祀的心態；而碑學則視為資源，用於取法和創造。創造精神正是碑學最可貴的精神。
創造精神原本是在中國書法古典時期形成的。古典時期書法沒有權威、沒有經典，也沒有“取法乎上”的傳承信條。從上層的文化官吏到民間的匠役，大家都在師法前賢、借鑒別人中探索前進。一些新的筆法（如波磔）、新的技法（如拈管轉折）、新的書體（如隸變和八分書），被某些人發明試用，隨後得到大家的認可，於是群起仿效，而逐漸成為書法的新元素。最初發明這些技法、筆法的人不但沒有成為後人膜拜的對象反而被逐漸淡忘。因為在古典時期，人們看重的是不斷的創造，而是不是膜拜權威。
到魏晉時期，隨著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書法也實現了人性的覺醒，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把性情、襟度、風格寓於書法之中，使書法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這對書法品格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就人文精神的建立而言，王羲之的功跡無疑是巨大的。然而這種人文精神勢必建立在技術的基礎上，所謂技術，即書體的成熟和技法的完善。這些當然不是王羲之一人的功勞，而是許多前人共同創造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