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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黑一雄（圖片來源：網絡） |
中評社北京10月9日電／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以“國際化作家”身份知名。他的小說敘事風格冷靜、節制，但內心卻熱切地關注世界局勢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處境。
作為一位直面和書寫歷史創傷的大師，石黑一雄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從記憶的角度，探討個人價值與社會變化之間的關係。在他的小說中，主人公總是盡力地去做正確的事情，卻不由自主地卷進戰爭、災難、政治事件等社會巨變中，遭遇難言的創傷，甚至犯下愚蠢的錯誤。他們既無法直視滿目瘡痍的過去，也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當下，只好自欺欺人地在扭曲的記憶和刻意的遺忘中尋找慰藉。《遠山淡影》中的悅子，《浮世畫家》中的小野，《長日留痕》中的斯蒂文斯，《無法慰藉》中的瑞德，《上海孤兒》的班克斯，以及《別讓我走》裡的器官捐獻者，無一不是被時代的浪潮衝走了歸屬感的迷途者或受害者。
石黑一雄敏感地發現，現代社會的劇烈動蕩掠奪了個體的傳統身份和自由意志。他的作品反映了“二戰”後對軍國主義的反思、後殖民時代的帝國命運、全球化進程中的區域隔閡和文化衝突等重大事件對人類生活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如何理解人類所面臨的這種現代困境？個人的因素自然無法避免，那麼對於社會變化，人們應該採取何種態度？
在英國文學界，一般的後殖民作家往往通過前置移民經歷或展現同胞傷口，從而提出意識形態上的訴求、質疑英國的中心地位。而石黑一雄並未對帝國主義採取一種直接對抗的態度。他在小說中展現了複雜的文化斡旋，它們既不以帝國主義本身為核心， 也並未譴責任何一個具體的帝國主義國家，他關注的重點是普通平民在戰爭浩劫中承受的痛苦。
但是，多元的視角並不意味著缺乏立場。作為一個日本後裔，石黑一雄在訪談中坦率地指出日本在“二戰”剛結束後的態度是“鼓勵民眾遺忘有關‘二戰’的一切”，他認為這種態度是“權宜之計”，因為“倘若日本當時仍然不斷地去追究戰爭責任，判定哪些人有罪的話，那麼整個國家將分崩離析”。
正如尼采所說：不會遺忘的人，也不會生活。遺忘對於國家，對於個體都是生存需要。但石黑一雄認為日本在經歷經濟復甦和文化重建之後，“已經具備了能夠回顧過去的力量，理應去解決與中國和其他亞洲諸國之間圍繞‘二戰’事實的不同認識這一問題”。他的小說《浮世畫家》正是這一觀點的體現。小野在“二戰”期間希望學習英美等國的擴張道路，振興民族精魂，卻在戰後蒙受大眾的恥笑和羞辱。在恐懼和不安中，他一次次走回記憶的深處，尋找自我開脫的理由，最終在新時代巨流衝刷之下，鼓起勇氣去適應截然不同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現實。這正是石黑一雄希望日本政府所應採取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