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9日電／邀請80後評論家參加閻連科創作研討會，是閻連科自己的主意。他很看重年輕一代如何理解他的作品，因為他們對文學更敏銳、更新鮮。“其實無論是寫作者還是評論者，年齡大了之後都會有疲勞感、厭煩感”。
在這次研討會上，這群年輕人當面對他進行了一番“批評”。比如，在獲得2014年度卡夫卡獎後，閻連科曾在本報發表文章《神實主義，探求“不存在”的真實》，以“神實主義”來概括自己的創作，但80後評論家並不完全認同這一命題。這是一場內部討論，本報得到閻連科先生授權，刊登本次研討會的部分觀點。
中國作家集體罹患現實寫作焦慮症
作為中國最具爭議的小說家閻連科一直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邱華棟最近在肯定閻連科和余華小說的現實精神的同時也指出，《炸裂志》、《第七天》因為迎合國際市場而在寫作態度上發生了變化，“中國作家很容易原諒自己”。而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是，西方評價話語與本土評價話語之間的區別。
在國內，閻連科被譽為“中國的卡夫卡”、“荒誕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大師等等。中國的評論家稱《丁莊夢》為“中國的《鼠疫》”、“中國笛福的《大疫年紀事》”，《年月日》被譽為中國版的《老人與海》。這實際上是文學評價和傳播、譯介交互的不對等狀態造成的。這體現出來的是中國文學在“走出去”過程中的極其不自信，媒體和評論家西方情結淋漓盡致。這不僅體現了批評家們的失語和批評的無能，也體現了在世界文學體系下的本土焦慮。
先鋒文學到今天已經快十四年了，而很多小說家的身後卻仍然站立著西方文學大師們的身影，本體身份和本土寫作仍然沒有真正完成。
當前很多所謂的漢學家並非真正深入理解中國文學場域，而他們所攜帶的“國際話語權力”卻導致了很多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學和全球化幻覺中過於依賴於這些漢學家的評價標準和口味。這難道不是本土寫作的悲哀嗎？難道不是漢語的悲哀嗎？即使在漢語創造力極強、想象力超群的文體小說家（如索源體、絮言體）閻連科這裡，也仍然有著“世界性文學的焦慮”。需要追問的正是，為什麼中國小說家的身後總是站著西方作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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