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說，愛能使世界轉動。但在現實中往往是恨的力量更大，大到足以讓世界停轉、逆轉。中國歷史上以仇恨鼓動民眾，從而改變國家和體制的經驗可謂經久不衰：東漢太平道起義是因為豪強土地兼並逼得農民“無立錐之地”，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背景是族群之間累世征戰的血仇，還有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運動，等等。這些仇恨往往歷經數百年的積澱，一朝爆發。但與上述“自然”的仇恨不同，有些時代，仇恨是被人為動員起來的。比如，太平天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席捲半個中國，除清朝腐敗無能之外，則有賴於“拜上帝教”強大的仇恨動員能力。仇恨動員的烈火最終也吞噬了太平天國自身，使其很快走向滅亡，這也是農民起義的局限性所在。
所謂仇恨動員，其要義就是將具體的仇恨上升為普遍性仇恨，並以此來解釋人世間的一切不公平，從而形成反抗的共識。因為具體的仇恨比較容易解決，只要報復那個仇人就行了。但普遍的仇恨卻是面向整個階級、群體或體制的，這就需要長期的鬥爭、持久的投入，以及對於領袖反抗事業的服從。不僅如此，即便經過大規模的暴力反抗而報仇成功，將敵對群體踩在腳下，也要防止他們反攻倒算，因此持續的高壓政策必不可少，而高壓政策下的權力集中也就不可避免。
但問題是，仇恨的含義是有“仇”才能“恨”得起來。那麼人們憑什麼要無緣無故地恨一個由大部分都是素不相識的人所組成的群體，並將這種恨作為人生的動力呢？從太平天國的興滅來看，仇恨若要發揮政治和軍事動員的功效，是有一個動員過程的。這個過程由三個階段組成：常規仇恨階段—宗教提升階段—利益驅動階段。
不得不承認，許多被“人為放大”的仇恨背後都有著常規仇恨的存在。這裡的“常規仇恨”，在社會生活中一般是由於族群差異、家族衝突、利益紛爭等人類社會中的常規現象引起，只不過這些未經動員的仇恨沒有那麼強烈和廣泛罷了。洪秀全曾自稱是上帝之子在廣東傳教。但廣東“開放”，人們早見過真正的基督教，並不買賬。於是只好到廣西農村。為什麼會選廣西桂平紫荊山？因為那裡存在著兩種尖銳的常規仇恨：一是貧富之恨，金田起義前各地向紫荊山區集中的男女老幼包括壯、苗、瑤少數民族約有2萬餘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李秀成描述道：“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是土客之爭。廣西的土客之爭已歷數百年，客家是被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群。太平天國六王中，洪秀全、馮雲山是落第童生，楊秀清、蕭朝貴出身貧民家庭，韋昌輝、石達開則是客家士紳，因鬥不過當地人而率族人加入太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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