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0日電／浮雲一別，流水十年。歲月流轉中，究竟什麼力量巋然不動？是什麼讓生命超越了時間？
站在2017年的起點，我們深情回望，致敬過去一年告別這個世界的文化大家。楊絳、莊奴、陳忠實、葉秀山、陸穀孫、梅葆玖、阿爾文·托夫勒、翁貝托·艾柯、孔飛力、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扎哈·哈迪德……他們中的很多人曾做客“足音”欄目，有的卻成了我們未了的心願。這些遠去的背影，仿佛我們時代的指針。他們對真執著不已，對善堅守不移，對美深愛不悔；他們在無數個暗夜裡秉燭探幽，無數次失敗中痴心不改，無數的喧嘩中致力前行；他們與時間賽跑，與時代同行，與文明同心；他們或以凌空高蹈或以淺唱低吟，共同詮釋了這生生不息、永不落幕的人生。2016年，他們一一化作夜空中最明亮的星，閃耀在蒼穹，燭照在前路。
生命之沙永不會流逝。我們與這些文化大家相遇，重逢，卻永不告別。我們重溫他們的文化信仰，叩尋他們的精神密碼，是對昨天的致敬，更是對未來的召喚與祝福。
新春在望，我們許下新的願景，召喚我們的“黃金時代”，祝福我們的中國夢。文化昌榮，夢想永存！
楊 絳
保其天真素心志 成其自然讀書人
1983年，楊絳寫了一則名為《孟婆茶》的散文，記述她做過的一場夢：
夢中，她隨逝去的人們坐上一列露天火車，在雲海里馳往西天，列車上對號入座，她自己拿著一張模糊的號碼牌前後找去：教師座，滿了，沒她的位子；作家座，也滿了，沒她的位子；翻譯者的座，依然沒有她的位子……
30多年後的2016年春末，楊絳真的上了這趟露天火車，從“人生邊上”駛了出去。恐怕依然是沒有座位吧，學者、作家、翻譯家、知識分子、文化老人，她都是，但又不那麼“是”。
或許更恰切的身份是讀書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不缺的而今卻漸漸面目模糊的讀書人。楊絳企慕蘇東坡所謂“萬人如海一身藏”，莊子所謂“陸沉”，和錢鍾書一樣，她終其一生不過也是想做做學問，上承傳統，旁汲西洋，穿隱身衣，做素心人；與此同時，他們又都有“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的性情一面，打開270萬字的《楊絳全集》，便可知道她把格物致知用於一個多麼開闊的世界，幾乎一生“隨遇而作”。
上世紀40年代初在上海，迫於生計而寫劇本《弄真成假》《稱心如意》，一鳴驚人； 50年代後作為外文研究工作的一種延伸，翻譯《小癩子》《吉爾·布拉斯》，甚至自學西班牙語翻譯《堂吉呵德》；80年代，拿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散文《幹校六記》；77歲出版小說《洗澡》；90年代初又動筆寫長篇小說《軟紅塵裡》……細水長流，自自在在，不逐時代風尚，卻文武昆亂不擋，生旦淨末滿來。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這是楊絳生命中最大的“一遇”。
她靠著整理錢鍾書的學術遺物、靠著翻譯柏拉圖的《斐多》來汲取一種精神上的高貴鼓勵，她在《我們仨》中寫出了最沉痛的世間好物的失去，在《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中將自己的生死之思和盤托出……這一切，讓楊絳在更廣的範圍內被閱讀和了解。
錢鍾書心中“最才的女、最賢的妻”，留下給“我們仨”打掃戰場的人，活了105歲、長得不止一個時代的老人，沒有誰比她更適合說出：這個人世，恰好是鍛煉人的處所，經過鍛煉才能煉出純正的品色來。
楊絳去世的消息一度刷滿了朋友圈，懷念的文章、拼凑的軼事，甚至假托的感言甚囂塵上，批評與辯護各執一端。熱鬧背後不是別的，是稀缺——說老話的人越來越少，讀書人的“天真”越來越少，從生活處鍛煉而來的結實的教益越來越少。我們饑渴地在為自己“創造”些老人、老話、老先生，試圖去留住更多純正的品色。
“它認識到什麼是真實而神聖的，就單把這個作為自己的糧食”，這是楊絳翻譯《斐多》中的一句。“糧食”一詞，我看到之後，再沒忘記。
莊 奴
行雲流水五十年 吟風弄月歌三千
莊奴一生有三個名字。
1921年出生於北京時，他叫王景羲；抗戰時期，南渡黃河，被母親河奔騰流瀉的氣勢所震撼，又有感於國難深重、山河破碎，他給自己改名為黃河；後來，他偶然讀到宋人晁補之的詩句“莊奴不入租，報我田久荒”，從此，莊奴就成了他的筆名，也成了他最廣為人知的名字。
這個名字，一直與鄧麗君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當年，鄧麗君曾說“沒有莊奴就沒有鄧麗君”，而莊奴亦說，“沒有鄧麗君就沒有莊奴”。《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見炊煙》《原鄉人》……鄧麗君的經典歌曲，大多出自莊奴之手。
莊奴從小喜愛傳統文學，直到90多歲高齡，睡前都會讀讀古典文學、詩詞歌賦。鄧麗君身上那種溫婉大方的氣質，那種中國女子的古典之美，與他的歌詞簡直不謀而合。
不過，若以為莊奴只擅長這一種風格的作品，那就錯了。費翔演唱的《冬天裡的一把火》，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歌詞熱情奔放，充滿了陽剛氣息。莊奴寫詞，不僅僅看旋律，也會根據演唱者的氣質“量身打造”。50多年來，他創作的歌詞多達3000餘首，內容廣泛、風格迥異。
“行雲流水五十年，吟風弄月歌三千”，他這樣描述自己這一生。但了解的人知道，他的人生，遠比這兩句詩複雜得多。
當初那個20歲的青年，瞞著父母悄悄離家，去後方參加抗戰，不料還沒從飛行員培訓學校畢業，抗戰已經結束，只好跟著大部隊輾轉到了台灣。與父母未曾告別就成了永別，兄弟姐妹也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對故土和親人的思念，從此一直在莊奴的心中縈繞不息。
也許，正因為有太多情愫需要表達，後來的他，才能寫出那麼有感染力的歌詞吧？
到了台灣之後，莊奴做過記者和編輯，演過話劇，還寫過一些短詩去投稿，屢屢發表。他的寫作才華，得到了當時的樂壇領軍人、作曲家周藍萍的欣賞，遂引薦他走上了專業詞作者之路。
“歌詞不能太長、太難，我們是為千千萬萬普通人寫歌，要簡單易懂，又要傳情達意。”莊奴曾說。
但這份“簡單易懂”可不簡單。
“半杯苦茶半杯酒，半句歌詞寫半天；半夜三更兩點半，半睡半醒半無眠……”他以一首打油詩來調侃寫詞的“苦楚”。其實，誰不知道他對這“苦楚”甘之如飴呢？
晚年的莊奴，終於有機會回到大陸，尋到了闊別多年的親人，還娶了一名重慶籍的妻子。他依然沒有停止創作，他為妻子寫歌，還創作了幾十首與重慶有關的歌曲。這座山城，是他滿懷救國熱血投奔過的異鄉，也成為他葉落歸根的最後歸宿。
病榻之上，他要自己在台灣的關門弟子給他帶來一捧土，與重慶的土混在一起，陪伴在他身邊。
因為兩岸都是他的故鄉。就像他的歌，兩岸的人們都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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