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議可以借鑒新加坡、日本等國的近視防控經驗。
在新加坡青少年近視率也一度居高不下，21世紀初，7歲兒童近視患病率超過20%。超過70%的大學生需要佩戴眼鏡。
但新加坡成立起國家近視預防工作組，5年內在各個學校開展視力普查健康教育並建立新加坡近視檔案。2011年，新加坡宣布2005－2011年青少年近視率下降了5個百分點，實現了新加坡建國以來兒童近視率首次下降。
王寧利告訴記者，目前從事眼科工作的人數已經發展到10萬人，然而基層眼科醫生和初期眼保健專業人員的相對匱乏，且東中西部眼科機構的發展不均衡，仍然是制約近視防治的一個因素。“基層眼科醫生的相對匱乏，導致疾病的早期篩查、預防做得不夠，病人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才到醫院來看病，往往耽誤了病情”。
何毅告訴記者，嚴格來講，驗光不應該低於15分鐘，在英國這一標準是40分鐘，且收費標準很高。他提議，以國家政策干預方法，徹底改變認知。“未來我們能不能把青少年的驗光配鏡納入醫保？你可以象徵性地收費，但這是在告訴大家，配眼鏡不是買東西，本身跟健康掛鈎”。
王寧利在今年兩會上提出提案，希望在今後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提高身體素質的加分。“實際上就像一個杠杆，讓大家知道不但要注重學習，還要注重身體素質，做到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不過，對於公眾來說，這樣一種轉變能否適應，還有待考驗。近日，杭州三墩小學一則關於學生視力低於5.0不能評三好學生的規定，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在這條新聞下面，點贊居多數的一條評論是，“我看看書得罪誰了？我近視得罪誰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