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3日電／2017年8月，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邀，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了一年。書中收錄了她的四十六則日記。東京一年，她越來越喜歡寫漫長的日記，覺得孤獨地生活一輩子也不是壞事。
《東京一年》新書發布會結束後，作為嘉賓的陳丹青走到屋外抽煙，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發呆的蔣方舟，說：“雖然外界已經很重視你了，但你還是被輕視了。”蔣方舟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我真正重視的部分是被輕視的，而我真正輕視的部分卻被重視了。”
7歲寫作，9歲出書，12歲在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專欄，23歲大學畢業後成為《新周刊》最年輕的副主編……過早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使得蔣方舟的童年過早消逝，“沒有認真地完結”。因不能享受“被人注視”，又逃脫不掉，她“無法從和公眾的互動中獲得快樂”。外界的質詢曾一度讓她陷入無法自救的死結，以為自己“真的是一個名不副實的青年作家”，因而焦慮、自我懷疑、沉寂。
2016年，27歲的蔣方舟走出鎂光燈的注目和生活中的種種自我糾纏，獨自一人在日本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她自知東京的這一年並不會把她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東京一年，從生活慣性與虛假恐懼中解脫
2015年底，蔣方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曾經和她一路寫過來的“同道者”相繼離開寫作圈，嘗試電影或者創業，“惶恐，覺得我是不是也該去試試別的事，但又覺得不應該”，到底該堅持，還是放棄？從7歲開始寫作起，她從未萌生過“主動背叛寫作”的念頭，那一年，她卻對寫作的前途何在、究竟能做些什麼、能改變社會多少產生了困惑。
在北京，大學畢業後的蔣方舟一直和母親同住，生活被讀書和寫作兩件事占據，“很多時間是被工作和社交切割的”，不停響起的微信信息，各類活動主辦方打電話找來，請她談“時代的變化”、“怎麼才能不被時代淘汰”之類的話題。雖然這些話題在她看來，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恐懼”，但“去抵抗這種恐懼，是很耗費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蔣方舟感覺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慣性上沒法解脫”。
恰在此時，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蔣方舟憑直覺認為“這是一個逃離現狀的機會”，於是只身前往日本東京旅居一年。開始的四個月，她住在學校的招待所，每天上午11點，一個日本老太太會來打掃衛生，她會趕在這之前出門，拿一台電腦，在離宿舍最近的咖啡館，點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書。在東京繁華的街頭，蔣方舟“一個人沒有意義地走來走去，沉浸在尷尬中”。搬出招待所後，她每天早上為自己做早餐，上午出門看展覽，到神保町舊書市淘畫册，回家聽音樂、看書、寫東西，不再貪戀手機和網絡。她的時間終於完整了，所做的事終於不再是“別人替我選擇的”。蔣方舟驚喜地發現：“慢慢地想，慢慢地寫，原來這種簡單的生活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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