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所謂短道速滑裁判團隊沒有自己人的說法并不准確，但一個尷尬的事實是，從過去兩年在國際賽場的比賽情況，包括本屆冬奧會中國隊頻繁被判犯規來看，李琰執教下的中國隊似乎完全沒有感受到裁判判罰規則的變化。
除了在冬奧會上有中國裁判外，在夏奧會上體操、跆拳道等項目也都有中國裁判，如多次在奧運會上擔任體操裁判的黃立平，擔任跆拳道比賽主裁的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趙磊等。不過，隨著一些裁判因年齡或其他原因退出裁判行列，國際賽場的中國裁判更少了。
盡管這些年中國體育在國際賽場上成績出色，也有越來越多的退役運動員參與到國際體育活動中來，更是不少人考取到國際裁判資格，然而真正能走上國際賽場擔任裁判的卻少之又少，國際賽場上的裁判更多來自歐美國家。
當然，一項競技運動，外界渴望的就是公平，并不是說要通過自己人“占便宜”，但在國際組織和裁判團隊中有自己人，其中一個最大的益處就是及時知道規則變化，特別是裁判判罰尺度的變化，從而能及時反饋給各自的國家隊，讓運動隊能有針對性地進行訓練。可以說，在國際賽場上裁判的多少也是一種話語權的體現。
行政體制限制了繼任
其實，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缺乏話語權，外界早就進行了大討論，尤其是當初張吉龍離開中國足協直至隨後退休，導致中國足球在亞足聯乃至國際足聯至此缺少了一位長袖善舞的體育外交家。當時就已經凸顯出了一個尷尬的現實——我們現行體育行政體制對那些在國際體育交往中有著廣泛人脈的體育外交人員的限制。
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國有衆多人員在國際體育組織中任職，如今，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的人員大幅縮減，從而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的聲音弱了很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過去10年間，中國多位在國際體育有著廣泛交往的人員相繼退休，如何振梁、呂聖榮、樓大鵬、張吉龍、楊樹安等，還有因崗位調動而主動退出原來的國際體育組織，如前冬季中心黨委書記任洪國。此外，也有由於其他原因辭去國際職務的，如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趙磊曾是世界跆拳道聯合會執行理事會理事，因經濟案件被捕。
“由於工作調動，離開原來的項目後，肯定就不方便繼續在原來項目的國際組織擔任職務了，因為名不正言不順，也沒法代表這個項目了。”體育總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那些退休了的就更沒法繼續在國際體育組織任職了。按照我們的制度，已經離開崗位的人員就無權再使用經費等資源了，導致我們沒法像其他國家和地區那樣有很多退休後專職在國際組織任職的有經驗的體育人。”（來源：廣州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