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7月31日電（作者 戚嘉林）台灣歷經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三十八年威權統治（1950－1988）後，由李登輝繼任“總統”，這在台灣現代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象徵著台灣邁入由台人治台時代。
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間（1988－2000），台灣政治上最重要的變化，除了是政治核心權力快速向台灣福佬人移轉外，就是兩岸關係上的反向逆變，即從原先“一個中國”政策，轉向親日仇中的台灣獨立分離政策。故市井傳言李登輝親生父親是日本人之謎，自然引發許多人糾結著歷史的聯想，本文試就以邏輯推理的方式探討此一謎題﹖
李登輝的日本身世之謎
李登輝於1923年1月15日出生於台北市郊區淡水三芝鄉埔坪村小村莊的源興居，父李金龍、母江錦，李登輝排行第二，大哥為李登欽，家里是經營雜貨與肉舖，除販賣豬肉，也出售鴉片。李登輝祖父李財生，因其子李金龍任職警界，獲殖民政府發給“鴉片煙發賣許可”，是三芝地方唯一專賣毒品鴉片予鄉親的店舖。斯時（1931－40），全台持照鴉片煙膏零售商平均約346家，本島人（台灣人）持照煙民平均約14，370人。
祖先牌位旁日本官員照片之謎﹖ 1990年代初中國國民黨政爭時，台灣社會就有人繪聲繪影地傳言李登輝的生父是日本人，不是李金龍，並且歷久不衰，讓不少人認為是事實；1994年10月，《商業周刊》（361期）刊出專文“李登輝的爸爸是日本人？”該文並刊出一張民眾於李登輝開放其祖宅（淡水三芝鄉）源興居供人參觀時，所攝該祖宅祠堂祖先牌位旁的一張照片，照片內有九名日本警官與一名台灣士紳，前排四人坐著，後排六人站著，照片是昭和五年（1930年）在苗栗郡役所（今苗栗市政府）前所攝，其中前排最左者身材高大，坐著就較旁邊同樣坐著的三人高出半個頭，且其相貌（包括五官、臉型、輪廓）與二十歲左右時的李登輝照片極像。依我國漢族的習俗，祠堂祖先牌位旁是何等神聖，若無特殊意義，祖先牌位旁怎會掛著一張九名日本官員的合影照片？ 難道照片里的日本警官中，有人是李登輝的親生父親嗎？
栗原警察之謎 李登輝母親的弟弟江源麟曾回憶稱，幼年他與李登輝一起玩耍時，也曾有人懷疑李登輝的身世，江源麟還為此事很是不悅；前“內政部長”徐慶鐘之子徐淵濤稱，一位老情報員曾告訴他，李登輝生父為日本警官栗原。筆者經查日據時期材料，在台日本警官確有栗原其人，一為‘栗原萬三郎’，1900年警察官部甲科第三回（屆）修了（畢業），當時官職是台北縣巡查； 另一人為‘栗原慶之助’，1905年警察官部甲科第六回修了，當時官職是彰化廳巡查 。
此外，據李曉莊的說法，也是傳說李登輝是一日本警察所生，生下來後該警察將李登輝托付給李金龍撫養。李曉莊並進一步分析稱，一般懷疑李登輝身世的人，主要有二個依據，一是李登輝的長相，與父親李金龍完全不像；二是李金龍個子矮小身瘦，李登輝卻是高大壯碩，比李金龍高出約20公分。關於後者，記者鄒景雯在其專訪李登輝後的解釋，是因李登輝“的遺傳主要來自母系，由於母親的身材十分壯碩，因此他也人高馬大”。然而，李登輝為何較其同母所生長其兩歲的胞兄李登欽，也高出大半個頭呢？
李登輝的日本姓名之謎
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是非常歧視台灣人，如果有台灣人想將姓名改成日本姓名，魚目混珠地冒充日本人，是極度的困難，或著說是幾乎不可能的，日人並將之形諸於法規。
一、為何年紀這樣小就要更改姓名﹖ 依當時台灣的戶口規則第十八條第二十二項規定有“變更姓名”情況時，須在十日內向所轄警察署長提出申請。第三十條更規定，“本島人（台灣人）變更姓名時…，須附上知事（縣長）或廳長的許可書，並由本人申請”。也就是說，依規定更改姓名此等芝麻小事需獲得知事或廳長的核准，才有可能變更姓名。
1926年，有台灣人陳永珍以業務需要為由，曾向台北州知事提出申請，將其長子“陳培英”的姓名改為“穎川榮一”。台北州難以判斷，乃照會總督府。總督府警務局回覆，“姓的變更不僅在舊慣上自有規定，而且恐產生一戶之內異姓同宗之慮，因此本件以不許可為宜”。從此以後，“姓”的變更是“除不得已的情況外，不予許可”。此一案例，顯示堂堂台北州知事（台北縣縣長），而且是台灣最大州的知事，對一件普通本島人依法為其子申請更改姓名的案件，法雖明文規定是由知事裁決，居然不敢決定，而是請示台灣總督府。因為這己不是依法行政的問題，而是政治責任的問題；結果覆示是改名可以但改姓不可以，一方面保住日人內心不想讓台灣人魚目混珠地當日本人，一方面也依法准了申請人改名而有下台階。
1930年代末在台日人雖曾就台灣人的更改姓名事展開激烈爭論，惟直至1940年1月27日，總務長官電令各州知事廳長“關於本島人姓名變更文件”，修正戶口規則第三十條如附件，姓名變更許可方針，申請當事人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必須具有致力涵養皇國民資質之意念深厚且富公共精神者，具備以上兩條件，且經知事或廳長認為適當，才予許可。1940年2月11日，是日本皇紀紀元2600年的黃道吉日。日本政府下令以這一天做為殖民地朝鮮人和台灣人更改姓名的實施日。台灣殖民當局於當天在台實施《戶口規則改正》，許可本島人變更姓名，但必須符合上述“關於本島人姓名變更文件”所規定的兩條件，並且要經由知事或廳長核准，方可將中文姓名改為日式姓名。此外，自1941年以後，改“姓”的許可決定權從總督府警務局移轉至州，但整個流程仍非常複雜。
但在當時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李登輝是在唸小學“公學校”時就取名“岩裡政男”。李登輝是1929年六歲時始入三芝公學校上學，後因父親職務遷調關係，曾經轉學在南港、三芝、淡水等三所小學就讀，於1935年淡水公學校畢業。也就是說，李登輝早在（未滿12歲）1935年以前，日本殖民當局幾乎不准台灣人變更“姓氏”之前，任職警察身在警界的李金龍，竟敢忤逆當局的政治正確，為自己這麼小的小孩取日本“姓氏”。如果不是李金龍本意，難道是李登輝的親生日本父親為他取的全然日本化的名字？
再者，無論李登輝是小學或中學何時正式申報取名“岩裡政男”，當時李登輝還是小孩／青少年嘛！怎會有如此需要﹖從而還要知道更改姓名的法規，又不怕麻煩地依規定向轄區警察署長提出申請。不但獲得台北州知事的核准，獲准改名，而且還能獲准更改姓氏。當然，就合理推斷，這些很難是一個郊區鄉下小孩／青少年的李登輝或其父李金龍所能想到並辦到的。然而，如果不是李登輝或李金龍，難道是李登輝的親生日本父親為他運作更改“姓氏”取名嗎？
二、李登輝日本姓名的詭異﹖ 李登輝的日本名字“岩裡政男”，不但完全日本化，而且還是相當深奧正派。因為“岩裡”是日本神話中志在蕩滅群魔的神。另一方面，“岩裡”在日本也是一極罕見的姓氏。例如日本當局實施許可本島人變更姓名時，台灣總督府曾公佈一份日本姓氏資料，專供本島人變更姓名參考之用，其中以岩字為首的姓氏有“岩瀨、岩下、岩崎、岩田、岩波、岩森、岩山、岩屋、岩間、岩道、岩井、岩城、岩泉、岩本、岩本、岩元、岩尾、岩原、岩鬆”，但卻無“岩裡”。此外，新村出編岩波書店發行的《廣辭苑》大辭典中（1998年11月第五版、共2，988頁），列有“岩中、岩倉、岩佐、岩崎、岩下、岩瀨、岩田、岩波、岩野、岩見”等日本姓氏，也無“岩裡”。然而，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僅是小學畢業（初中未畢業），日文程度自當有限，又非日本人，如何能為李登輝取一個連台灣總督府欽定的日本姓氏資料上都找不到的罕見日本姓氏？ 一個連岩波書店發行的日本大辭典都找不到的罕見日本姓氏？ 因此，如果不是李金龍為李登輝取此日本姓氏？ 那又是誰有此日文學養能力為李登輝取了這樣一個深奧極其罕見的日本姓氏，難道是他的親生日本父親嗎？
三、為何年紀這樣小就違反周遭傳統文化更名改姓﹖ 在日本殖民歧視台人的統治期間，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是蔑視看不起親日台人。此外，依中國漢族傳統，“姓氏”是一代一代往下傳，所謂“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無論受教育與否，除非萬不得已，是不會更改姓名，尤其是“姓氏”。因此，台灣人強烈抗拒改名運動，截至許可台人變更姓名的當（1940）年12月24日止，僅1，180名台灣人將他們的中國姓名更改為日式姓名。但1939年底全島台灣人多達589.5萬人（日本人約32.3萬人）。也就是說，僅只百分之0.02的台灣人，將其中國姓名改為日本姓名。
1940年代初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強力推皇民化運動時，即使是在東京帝國大學唸書，且日後成為“台獨”教父級的彭明敏都未改名。又例如有一半日本血統（母親為日本人）並曾傾向“台獨”理念的名人邱永漢，也未改名。再者，即使是後續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力壓制下，台灣人被迫更名，也不乏以變通方式；或依中文字形更名、將“呂”姓改為“宮下”；或以祖先堂號充作姓氏，“黃”姓改為“江夏”、“陳”姓改為“穎川”（前述陳培英就是改名為穎川榮一）。
李金龍曾工作過的南港、三芝、淡水，都是當時台北市郊區鄉下，是民風淳厚的中國傳統社會，且李登輝唸的小學都是專供台灣人子孩唸的“公學校”，班上同學都是台灣人，怎會有小學生會取個從姓氏到名字都全然日本化的名字﹖在同學中肯定格格不入嘛！因此，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未滿12歲且在鄉下唸書的小孩李登輝，包括其父李金龍，無視中國的傳統文化習俗？無視周遭鄰里的蔑視？連姓帶名的完全更改成日式姓名﹖難道又是他的親生日本父親嗎？
高度親日仇中之謎
李登輝“總統”於掌握實權後，他與日本人在一起時必定講日語，這在台灣政壇是眾所周知的事。尤其是李登輝“總統”於會見日本訪客時，除一定用日語交談外，李登輝並常表示自己到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而且對日本訪客更是剖心交談，講出內心世界的政治情感。
一、敬愛天皇視日本為“故鄉”之謎 李登輝身為“總統”，如此作法，連日本記者也覺得難以想像。一位日本外交界人士即認為，李登輝是“總統”，根據基本國格，他與日本訪客交談時，至少在形式上，應該有一名官員在現場翻譯。以韓國為例，與台灣同樣歷經長期日本殖民統治，歷任“總統”如盧泰愚、金泳三等的日語也都十分流利。但在任何有日本訪客的場面，一定先說韓語，由翻譯官翻譯，即使在較輕鬆的時候，也是先說韓語，再說日語。此外，李登輝以自己曾為日本人而沾沾自喜一事，則甚至是日本人也不能理解。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去逝，李登輝向日本人表示“昭和的去逝我們衷心表示哀悼，在近鄰的國家中，像“我國”國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與日本國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實在沒有他例”。裕仁是1926年即位，他在位期間，參與1926－1945年間日本對中國、韓國與東南亞發動的侵略戰爭。也就是說，裕仁對上述日本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曾遭日本殘酷侵略的亞洲地區，如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地的領導人，不可能說出像李登輝上述的話。另一方面，當時台灣社會並未深深哀悼日皇俗仁的去逝，只是將它當成一則國際新聞在報道，故李登輝的上述說法與事實不符。
1994年10月14日，日本“週刊郵報”刊出日本記者高尾昌司的話稱“李登輝“總統”在日本統治時代受過日本教育，而李登輝的哥哥也因是帝國陸軍士兵而戰死沙場，在李的心目中，自己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因此，探望故鄉的念頭很強”。這段報道雖經媒體披露並遭抨擊，但“總統府”均未否認。此事關鍵是李登輝作為曾遭日本殖民政府殘酷統治屠殺的台籍菁英，不但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且事業在台灣，僅是年輕時短暫留學日本三年，他為何會如此哀悼俗仁的逝世？為何會如此以台灣領導人之尊，告訴一名日本記者，他視日本為“故鄉”，這對同是曾淪為日本殖民地韓國的歷屆領導人是不可想像的，難道是因為李登輝的親生父親真的是日本人嗎？
二、“血書志願”效皇軍之謎 李登輝另一迄今自己似從未公開提及，也似不為世人所知的一段秘聞，就是他在日據末期的參軍，並非如當時許多台灣人回憶，是被強行征召入伍的，而是情感上真正發自內心的“志願”入伍，此事在那時還被日本人當作樣板來宣傳。
1944年（昭和19年）1月20日，日本台灣殖民當局稱“本島同胞學徒（學生）勇躍入營”；2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以“血書志願の熱誠結實”為標題，報道李登輝以血書銘志參軍的事稱“住在淡水郡三芝莊小基隆岩裡龍男（李金龍）次子政男（李登輝），京都帝大農學部經濟科（農學院經濟系）在學一年生（大一學生），提出表逹要擊滅鬼米英（鬼畜英國與美國）之熱烈意志的血書，現已被錄取為陸軍幹部候補生，光榮入營成為若櫻學徒（年輕櫻花的學生兵）”。
關於日據末期日人在台征兵一事，據許多當時台人菁英的回憶，例如朱昭陽、陳逸鬆、彭明敏等人都異口同聲地稱，台灣青年是被迫“志願”充當軍伕（前期）或志願兵（後期），從而走向戰場。與李登輝同時代後成為“台獨”重要人物民進黨執政時曾貴為有給職“總統府資政”的彭明敏，那時正在東京帝國大學唸書，當時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當東京帝大的“受邀”名單公布後，彭明敏發現自己的名字也在裡面，他決定不志願服役，逃離東京避居古城松本； 試問，同樣是在戰前日人極端歧視台人的二元教育體制下，有能力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台灣菁英，都持與李登輝完全相反的理念與反應，其間緣故，難道是因為他們的生父是台灣人，而李登輝的生父是日本人嗎？
三、李登輝的極端親日仇中理念之謎 李登輝對中國好似有無窮的痛恨，對國民黨執政時在台灣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實施全民不分族群閉卷式聯合招生公平入學的成就不但不提，並且以其晚年仍以抽象手法無中生有地痛駡“政府和民間的道德因為戰後的中國式教育而淪喪”。
但是，對日本人據台整整五十年的高強度歧視教育，李登輝卻僅稱“雖然感受到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淡淡一語，隨即話鋒一轉，盛讚日本教育是“日本菁英主義的教育精神，學校的自由學風，讓學生可以廣泛汲取現代化知識”。然而在日本的歧視教育體制下，學生可直升日本八所帝國大學的台北高校全部學生中，日本學生約佔77.5%、台灣學生僅佔22.5%，但日人在台人數僅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的6.0%。如此與人口組合對應懸殊歧視的日台學生入學比率，日本當局強烈歧視殖民地台籍學子的作法，與其高校的自由美好學風是不相稱的。當時在高校就讀的台籍高校生，就清楚的意識到身為殖民地人民所受的歧視，包括高校日本同學的傲慢與對台籍學生強烈的種族歧視。因此，當時同樣是台北高校的台籍學生，例如鐘和鳴、郭琇琮、蔡忠恕、蕭道應、邱仕榮、許強、吳克泰、吳思漢等人，放棄了良好的教育機會，放棄了似錦的前程，卻不惜冒著性命危險，走上投奔祖國的反日抗日道路。在那個時代，他們與李登輝同樣曾就讀台北高校，同樣深受了那個時代日本教育內涵的影響，但卻與李登輝的極端親日理念完全相反，其間緣故，難道是因為他們的生父是台灣人，而李登輝的生父是日本人嗎？
1998年他對日本人PHP研究所副社長江口克彥稱“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輟，而我閱讀得最多的，還是日本出版的書籍。原因何在？就是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國家，而其思想菁華全部都被濃縮在書本之中”。2002年，李登輝黑字白紙地稱“從出生到二十二歲為止，我都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並強調“如假包換”，且似日人慈父般諄諄教誨“日本應診惜、重視自己的輝煌歷史與傳統”，並稱日本是“我（李登輝）最衷心敬愛、認為是世界最美好國家的日本，…”。李登輝愛日本愛到這種程度，對日本的真情，可說躍然紙上，令人感動，難道他的生父真的是日本人嗎？
（作者戚嘉林，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