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正是“美援”幫助台灣順利實現“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隨後又進行“出口擴張”，在“美援”體制下，台灣完全融入資本主義現代經濟體系，成為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的邊緣區。
1972年，尼克森訪華，代表著美國政府逐步放棄了過去使美國同台灣站在一起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尼克森政府的舉動給台灣帶來的震動是：台灣能不能作為“邊緣區”繼續在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中存在？
值得台灣當局慶倖的是，尼克森政府仍基本保持著與台灣的各種關係，並且通過政策說明、投資貿易和軍售來減少由於中美關係改善而在台灣引起的震動。事實說明，在尼克森的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在處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同台灣的關係方面所採用的“雙軌制”方法實質上是推行“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模式。(28)尼克森將基辛格的“均衡”戰略用以處理海峽兩岸關係，另外一個重要表現是：政治上與中國大陸緩和、相互依存，經濟上則與台灣密切聯繫，增加同台灣的經貿往來。此後，美國的各屆總統基本上也採取這種“均衡”方式處理海峽兩岸的關係。
尼克森訪華之後，美國政府立刻派助理國務卿格林訪台，說明尼克森的北京之行。格林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美國將信守《共同防禦條約》，強調其政府鼓勵美國公司繼續在台灣投資。隨後，美國官方的進出口銀行總裁訪問了台灣。他表示在今後的幾個月內給台灣3.5—4億美元的貸款，以後仍將給予無限的長期貸款來支持在台灣的各種私人投資專案。到1975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對台灣的直接貸款超過12億美元，其他各種擔保達7億多美元。台灣成為它的第二大客戶（智利第一）。(29)美國另外一個官方機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繼續對到台灣投資的美國公司給予保險。當時正值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國際金融迅速自由化，對外投資開始大幅度增長時期，而台灣島內經過20年的經營正處於經濟起飛過程中，經濟發展前景對外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國公司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紛紛到台灣設立分公司，從1972年的60家增加到1975年的200家。美國私人資本源源流入台灣，特別是1977年以後增長很快。從1952年到1978年，美國私人在台灣投資額為5億美元，占外國人在台灣投資總額的45%。(30)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前後的1978-1981年的四年，美國為了達到“均衡”、補償和安撫台灣的目的，大量對台投資，投資額連年攀升，從1977的2783.3萬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976.5萬美元、1979年的8037.5萬美元、1980年的11009.3萬美元，1981年更是突破2億美元，達到20321.3萬美元。四年總投資達到46344.6萬美元，超過1952-1977年16年中美國對台灣投資總和11120.3萬美元。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即使在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依然採取了“均衡”策略。
這個時期，由於“經濟起飛”和對外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台灣不但穩定了其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邊緣區”的地位，而且具備了向“半邊緣區”過渡的能力。
1980年代中期，台灣經濟從“邊緣區”邁入“半邊緣區”，美國開始對台灣經濟有所施壓，比如要求調整台幣匯率、減少台灣向美出口配額等，但在台灣加入APEC、GATT以及後來的WTO等國際經貿組織的問題上，美國是積極支持的。
2、馬英九“原則開放，例外管制”政策的失利與美國對台經濟角色的退位
2008年台灣實現“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上台，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多次提出其台商投資大陸的政策是“原則開放，例外管制”，“遵守‘瓦聖那協議’，以技術控管取代資金控管，凡非台灣獨有或大陸已有之技術不必限制”，以此作為對大陸經貿政策的主軸。
台灣與“瓦聖那協議”的關係比較特殊。台灣不是該“協議”的正式成員，但它通過與美國的關係轉而與該組織鏈接了起來。1990年，台灣與美國簽訂了《保護戰略性貨品及技術資料貿易瞭解備忘錄》（MOU），美方並協助台灣建立一套符合COCOM組織規定之“國際進口證明書與抵達證明書(ICDV)制度”，以管制高科技貨品輸出入之流向及用途。台灣據此於1994年3月訂定了《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並從1995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管理制度”。1996年，美國又通過咨商、會談等方式，“一再強調防止擴散管制的重要性及其好處”，敦促台灣當局“早日實施防止擴散管制”。(31)台灣答應美國的要求，固然有政治、“外交”、防衛等因素方面的考慮，但也是其在經濟、技術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地位所決定的，在這個體系的“核心—邊緣—半邊緣”結構中，台灣處於弱勢地位，尤其是在技術上處處受制於美國、日本。(32)
由此，台灣雖然不是“瓦聖那協議”的成員，卻被迫以該“協議”標準要求自己，制訂和執行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並每年召開一次“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控宣導會”，進行宣導，對違反相關規定的業者進行處罰。
美國是執行“瓦聖那協議”最嚴格的國家。同時，由於中國被視為美國主要的戰略威脅，使得美國在對中國發放出口許可證時，總是比其他工業化國家嚴格得多——大多數時候近乎苛刻。而從2006年起，美國對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更嚴格的貿易管控政策，實行所謂的“滴水不漏”（China Catch-All）原則。(33)
就目前大陸、台灣與美國三者之間的技術交流關係而言，美國對大陸雖然在某些個案上有所開放，但總體上是嚴格管制的，而美國對台灣，則要寬鬆得多，台灣從美國獲得的技術，在層次上超過大陸許多，也是事實。
此外，台灣在技術上也相當程度依賴日本，目前，台灣與日本之間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主要就是因為台灣向日本購買技術所致，所以，台灣也不得不與日本搞好關係，以獲得日本的同意至少是默許。
因此，馬英九提出要“雙黃金航圈”和“雙營運中心”的計畫，“利用台灣科技產業利基及經營大陸市場優勢，建構高科技業之‘雙黃金三角’，以‘矽谷——台北——上海’及‘東京——台北——上海’的策略性連結，提升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發展的關鍵角色。”(34)
馬英九上台後，再三表示要與美國恢復互信，重建和鞏固雙方的實質關係，也再三表示要鞏固和發展與日本的關係，都有建構高科技業“雙黃金三角”的考慮。如果取得成功，則台灣就可擁有對大陸較大的技術梯度優勢。
因此，無論是從國際法的角度還是從技術來源、技術梯度來看，台灣在對中國大陸進行高科技貨品和技術轉移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馬英九的“原則開放、例外管制”的大陸經貿政策是可行的。
但是，馬英九及國民黨自2008年執政以來，美國、日本給台灣的技術轉移顯然不夠，這也是台灣經濟難以爬升的重要原因。顯然，馬英九及國民黨“雙黃金三角”的經濟戰略並沒有實現。
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國經濟發展、技術進步較慢，甚至可以說是自身難保，這種情況，應該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因此，可以預見，如果2016年蔡英文上台、民進黨再次執政，美國、日本也難以給台灣足夠的技術支持。
積極謀求參加TPP
蔡英文應對美國對台經濟訴求之策
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目前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國民黨籍的洪秀柱、“人民最大黨”主席許榮淑、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佈參選。從目前台灣各種民調數據看，蔡英文一枝獨秀，遙遙領先，當選的可能性最大。蔡英文也幾乎以2016年後的台灣領導人自居。
2015年5月29日起至6月9日，蔡英文赴美展開“點亮台灣、民主夥伴”之旅，其中，6月2日至4日在華盛頓的拜會是此行重點。她創下台灣民選“總統”以來，第一位“總統”參選人，一口氣踏進白宮、國務院與五角大廈三大機構的第一人，美方對蔡英文接待規格之高，引起側目。
蔡英文在美國發表了一系列的講話、演說，主要圍繞“台灣人永遠堅持民主的生活方式”、“民進黨如果明年有機會執政的話，會盡一切的力量，確保台海局勢的穩定”等展開，這些講話固然要為其“維持現狀”的大陸政策主張進行解釋和說明，以便求得美方的理解和支持，但在美台經貿方面也多有著墨，算是對美國對台經濟訴求和政策的回應。如果說，蔡英文此次美國之行是一場“面試”，那對美經貿政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行前，蔡英文說明其此次到訪美國的目的時，明確表示：“第一，希望在這次行程裏，可以與美方在各個層面交換意見，同時能夠深化台美的關係。我們也希望能夠就亞太區安全的問題，還有台美經貿的問題來交換意見”。“第二，在這次的行程裏面也特別安排產業跟科技的很多行程，會參加科技論壇，也去拜訪一些企業，尤其是在新創產業、雲端，還有物流網這些新的產業型態，也希望替台灣的產業找到新的契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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