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世界首富李嘉誠曾經是無數香港年輕人的偶像和人生奮鬥的坐標,但似乎一夜之間,李嘉誠由英雄變成了香港人眼中的“惡霸”。現在一些香港年輕人把自己生活的困境、失業和低收入都歸罪於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富豪們。這絕對是觀察香港社會的指標性事件。
香港確實變了,從一個崇拜財富和成功的商業社會變成了仇富社會。李嘉誠等人的財富並非巧取豪奪,靠的是勤勞與拼搏。因此,這種仇富心態的背後是心理結構的大轉型。而且當這種仇富情緒一旦有出口可以發洩,便如卸了閘的洪水一路奔騰,仇恨的洪流卷走了自己,也傷及無辜。香港正在洪流中沉淪。
香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被人忽視的是,原罪當然在港英當局。這首先是治理理念的問題。英國治下的香港是一種叢林規則式的自由主義經濟。結果,香港一方面成為世界上最自由、也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同時卻有幾十萬人常年蝸居棚屋,貧富差距在發達地區位列前茅。這是典型的放任自由主義的遺產,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窮人的生計和福利都不是港英政府所考慮的。一些港民看不到這一點而妄想做“英國人”,只能說英國殖民統治的高明。這種歷史結構一旦形成,接任者要在短期內改變歷史遺產是很困難的,但卻不得不面對歷史遺產的負效應。
其次,同樣是殖民統治的遺產,即彈丸之地的香港只發展起兩項可資驕傲的行業:房地產和金融服務。這兩大支柱產業恰恰是靠金錢說話的,窮人根本無力涉足,因而是一種病態的經濟結構。不僅如此,空間有限的地區如果依靠地產業作為經濟支柱,病態的房價就是必然的了,窮人的不滿也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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