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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VS貿易戰:美國遏中戰略的矛盾與衝突
http://www.CRNTT.com   2018-12-06 00:18:33


要阻止中國GDP 超越,特朗普的策略就是美國自己經濟引擎全開,同時給中國設置障礙。
  中評社╱題:“印太戰略VS貿易戰:美國遏中戰略的矛盾與衝突” 作者:羅慶生(台灣),淡江大學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研究員

  川普從各國吸血、獨厚美國經濟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擋中國超越的機會,但拒絕提供公共財必然影響美國的領導地位。這表示川普是以喪失霸權方式從另一個面向維持霸權;如此即便成功,美國也不再是“領導型”霸權,而是透過經濟制裁或貿易報復建立權力的“宰制型”霸權。

  一、前言

  自從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後,“印度-太平洋地區”這詞彙就正式進入美國官方文件中。雖然這一般慣稱為“印太戰略”的實質內涵迄今未描述清楚,但其遏制中國崛起的針對性,以及作為戰略指導的長期性卻相當明確。歷史超過70年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美國印太司令部”,即印證了美國對“印太戰略”的重視與貫徹的決心。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美國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等安全團隊的傑作;然而,相對這些建制派官員對印太戰略的積極,川普總統本人對此一遏制中國的戰略卻顯得有些興趣缺缺。除了一上任就退出、而美國一退出就等同瓦解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之外,這位被戲稱為“推特治國”的總統,即便在“印太地區”成為官方術語後也極少在推文中提到,甚至還將缺席11月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與東亞峰會,由副總統代打。川普似乎沒有興趣在外交場域扮演主導角色,或藉機爭取盟友;因為以美軍聯合指揮部改名的相同邏輯,美國應主張將“亞太”經合會擴充為“印太”,並積極爭取印度參與,才符合印太戰略的構想。

  同樣是戰略上遏制中國,川普感興趣的是“貿易戰”。從年初發出關稅威脅,到7月6日啟動對中國輸美總值340億美元商品、8月23日再啟動對160億商品徵25%關稅,而後更進一步警告將加稅2,000億甚至對中國全部輸美商品都課高關稅,中美貿易戰愈打愈激烈。川普也表現出高昂的鬥志與決心,經常從推特發文或在演講中強調。川普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阻擋中國超越美國。8月21日在西維吉尼亞州造勢活動的演講中即指出:“在我剛當選的時候,美國正朝著一個方向前進,那就是容許中國在極短時間內變得比我們更強大。但現在,這件事再也不可能發生。我不會讓它發生。”

  川普有自己的、和他那些主管國家安全的建制派官員不同的遏中戰略,這造成戰略實踐上的矛盾甚至衝突。最顯著的差異是對盟國的態度,印太戰略需要爭取盟邦聯合抗中,但川普貿易戰不僅針對中國,砲火也指向傳統盟邦。這是因為兩者有不同且無法調和的理論基礎與邏輯,因此遏制中國雖然是美國政治菁英的共同目標,在戰略實踐上卻出現矛盾。

  二、印太戰略的理論基礎

  戰略是手段與目標的連結;從表象上看,印太戰略與貿易戰的主要差異在手段:前者重視外交與軍事結盟,後者則強調經濟與貿易優先。至於何者較佳,則從大戰略 – 與國家生存發展相關的戰略層級 – 角度,衹要能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維持美國霸權的目的,則無論採何種手段,都沒有合理與否,或彼此排斥的問題。實際上操作得當,還可以相輔相成。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斯肯恩(Richard Rosecrance)與史汀(Arthur A. Stein)即主張,國家要考慮可以支配的全部資源,以有效運用確保平時和戰時的國家安全。對全球唯一超強的美國來說,所謂國家安全、全球領導地位與霸權,其實是同個概念的不同面向。

  問題在表象背後的理論基礎與邏輯不同。建制派的“印太戰略”非常重視盟邦角色,理論基礎甚至可以推到1970-80年代的“霸權穩定論”。

  當時在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次大辯論後,新自由主義學者辛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修正了現實主義假設,認為國際並非純粹的無政府狀態,而是有秩序的層級結構,最頂端的就是霸權;而霸權的功能,就是維持該國際體系的秩序。他們用經濟學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或譯為公共產品)概念來解釋霸權的運作,主張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國際經濟中的自由貿易、國際貨幣與合作機制的建立等,都屬於國際公共財的範圍,霸權作為國際政治秩序的創造者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者,提供國際公共財給其他國家“搭便車”(free rider),一方面建立對自己有利的規則而從中得利,二方面則促成全球政治與經濟秩序的穩定發展。

  在這理論中,美國是“去宰制”的領導型霸權,她並非倚靠軍事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強制性懲罰構建權力,而是透過其所建立的國際政治與經濟規則領導世界。因此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立,並表示要提供公共產品,讓各國都能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時;對美國來說就是建立新的規則並爭取追隨者,也就是挑戰她的全球領導地位,或者說霸權。

  這使得中美霸權的競爭,成為領導力的競爭。也就是誰的追隨者多,整體實力愈龐大,誰的霸權就愈穩固。

  因此,面對中國在領導力上的挑戰,美國除了穩固她的傳統盟邦外,還要提供新的公共財,以爭取更多非盟邦如越南、馬來西亞等成為追隨者。這是歐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大力推動TPP的原因。TPP刻意排除中國參與,本質是為孤立中國而成立的自由貿易經濟圈,而美國為了爭取更多追隨者,在貿易規則上做了相當程度的讓利,讓圈內國家能夠更容易地將商品賣到美國,同時卻能保護自己不具競爭力的產業。美國雖然吃點虧,但依據“霸權穩定論”,提供公共財原本就是維持霸權的成本。

  雖然換黨執政,但川普政府建制派所提出的“印太戰略”,仍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升級版;衹是一方面將中國的定位從“戰略夥伴”修正為“戰略競爭者”,二方面將爭取盟友的地區從亞太擴展到印度洋國家。然而區域的擴大將使美國無力全面關照盟友,因而強調支持與協助對中國崛起感到疑慮不安的國家,而不再由美國自己出面對抗中國。

  “印太戰略”加入了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提出的“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理論。這位攻勢現實主義者體認到美國國力有限,不能單方面、無限制地對他國提供安全承諾與保障,而必須要獨立國家或政權受到外在威脅、向美國求助時,才提供協助。

  因此從遏制中國的角度,“印太戰略”修正了歐巴馬時代,由美國領導盟邦對抗中國的做法,改為美國扮演“離岸平衡者”角色,鼓勵與支持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安的國家如日本、澳洲、印度……等對抗中國,而美國衹在適當時候介入,以將國力做最有效率的運用。這才有足夠國力將地區概念從“亞太”擴大為“印太”,而爭取更多盟友遏制中國。

  基於以上理論,美國建制派的戰略邏輯是:要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必須提供更多公共財以爭取更多追隨者,同時還需要盟邦的積極合作,才能在美國支持下,共同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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