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這份報告對中國的指控沒有新意，衹是把此前的指控重新整合而已。
正如前文所述，這份報告對中國的指控主要體現在第二部分，屬於戰略制定中的“威脅認知”模組。但這些指控其實並無新意，基本上都是此前美國政客、媒體和鷹派學者已經多次指控過的，本報告衹是進行系統性地整合、再次羅列而已。例如，在經濟領域，它指責中國沒有認真履行當年加入WTO時的承諾，繼續搞“國家主導下的保護主義”，導致產能過剩，扭曲全球市場價格；強迫技術轉讓，損害知識產權；網絡入侵與竊密；“一帶一路”項目具有排他性；污染全球環境，等等。在價值觀領域，指責中國“侵犯人權”，利用高科技工具“打擊異議人士”，輸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干涉別國內政”，“散佈假消息”，“操控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等等。在安全領域，指責中國“恐嚇鄰國”，在黃海、東海、南海、台海和中印邊境從事“挑釁性軍事活動”；以“軍民融合”名義獲取軍事技術；利用中興、華為等高科技公司“危害別國安全”，等等。這些指控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主要由美方鷹派學者和相關媒體發出，在特朗普上任後包括特朗普總統本人在內的執政團隊的多名成員也加入了大合唱。
這裡有兩份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值得我們關注。一份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於2019年12月發佈的《管理競爭：在一個多維世界中應對中國挑戰》，作者是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該理事會傑出董事和研究員弗蘭克林·克萊默（Franklin D. Kramer）③；另一份是美國外交關係學會於2020年1月發佈的《實施對華大戰略：22條美國政策處方》，作者是該學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④。前者對中方的指控最具有系統性，它把中國對美國的所謂“挑戰”區分為“經濟和創新”、“外交和影響力”、“軍事安全”三大領域，每個領域下面又劃分出多個次領域。在“經濟和創新”條目下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先進技術的大量投入、對重要企業和行業的政府補貼、對外資和商業的非關稅壁壘、強制轉讓技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等方面。在“外交和影響力”條目下詳細闡述了中國的海外投資和建設（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軍事外交、影響力活動、對國際法和國際協議的態度等方面。在“軍事安全”條目下詳細闡述了“混合衝突”、“網絡安全”、“經濟脅迫”、“低水平使用武力”等方面。可以看出，這種對“中國挑戰”的界定方法與本文所討論的報告如出一轍。
後者則明確指出，美國缺乏一個應對中國挑戰的整體戰略，使得美國處於“戰略劣勢”。該報告的作者相信，中國擁有一個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這個大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有意取代美國成為亞洲及其以外地區最強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大國；削弱並最終瓦解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體系；利用其經濟實力將亞洲國家拉近與中國的地緣政治政策偏好；加強軍力來威懾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干預；質疑美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式以及在今後十年內避免與美國爆發重大對抗。在他看來，鑒於中國的大戰略，華盛頓需要全力以赴，對北京在經濟、外交、技術和軍事領域的擴張對美國在亞洲及全球利益帶來的威脅加以限制。因此，他提出了包括內政與外交在內的22項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又與本文討論的報告存在很大的重合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歷史上首份對華戰略報告深受上述兩份智庫研究報告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