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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自運動”破除“同心圓史觀”
http://www.CRNTT.com   2019-11-27 00:13:38


 
  “苗栗事件”發生後,1985年八月14日,在日本提倡“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以社論的方式,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可嚴重處分》:

  犯法者應該追究其罪,不可寬貸,如有難堪訴苦者,則當作化外之民驅逐出境,使日本國境內沒有一個不順從的子民。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致全島空虛。也許會引起有土地無人民的顧慮。但是他們為數最多也不到三百萬人,現在內地正受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天然的樂園台灣歸附我國版圖,而其人口既然稀少,(日本人)就應該陸續移民,實際上也很容易於數年內補充足夠的人士,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

  福澤諭吉號稱日本的“近代化之父”。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日本“萬元券”上的人頭像便是福澤諭吉,可見他在日本受一般人尊敬的程度。他所發表的這篇《可嚴重處分》,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對於“落敗”之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態度。對於這樣的“日本精神”,奴顏媚骨衹能換得更多的卑視,蔡英文署名的“台灣之塔”真的能夠“發揚光大”“前人的深刻情誼”嗎?

  抗日軍退出苗栗後,立刻轉進到彰化,及其東側的八卦山。當時,該地守軍共12營,約3600人左右。大家見時局不利,有人提議棄守,可是劉永福下令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死守,並謂援兵隨至。當時吳彭年的黑旗軍沿大肚溪巡守,阻止日軍南進。八月27日,劉永福又派援軍黑旗兵四營抵彰化,義軍總兵力不下五千人。

  日軍在苗栗集結後,即兵分兩路,左隊沿山路攻台中,右隊走海線取彰化。彰化受劉永福命令,結合約四千名義軍防守。但日軍基於前車之鑑,動員所有砲兵,於29日清晨5時半,對八卦山及彰化城發動總攻擊,山砲十六門與機關砲九門密集齊發,彈如雨下,民家皆焚。上午7時,日軍即佔領八卦山及彰化。義軍雖然士氣高昂,但大約衹有百分之二十持有槍枝,其他人僅有山刀、番刀之類的武器,結果是損失慘重。破城後,日軍縱橫屠斬,見人就殺,不分老少,直至午後方封刀止殺,城內街道死屍纍纍,鮮血橫流。據日本憲兵調查,義軍屍體僅城內即多達382具,又据當時新聞報導,僅東門一地所積死屍即約620餘具。

  根據日軍的統計,此次戰役,在短短兩、三小時內,日軍即消耗砲彈127發、子彈27,000餘發,但日軍進攻苗栗兩天,所耗槍彈卻僅18,000餘發。此一對比,可以反映當時戰況激烈程度。義軍黑旗軍統領吳彭年、黑旗軍管帶湯仁貴、義軍統領吳湯興等均力戰陣亡。

  六、後藤新平獎

  後藤新平是第二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的民政長官。兒玉兼任伊藤內閣的陸軍大臣,在日俄關係惡化時,轉任參謀本部次長準備對沙俄作戰,長期不在台灣,後藤因此成為“地下總督”變成台灣實際的統治者。

  現在日本有“後藤新平會”,是由一群“對台灣友善”的日本社會人士發起組成,其中有政府官員、金融界人士,也有作家、學者和媒體人。後藤新平的外孫、已過世的前日本參議員椎名素夫和李登輝的交情尤其友好。

  2007年後藤新平150週年冥誕,後藤新平會特別籌設第一屆“後藤新平獎”。李登輝的日本友人認為李登輝繼承了後藤新平的志業與精神,在擔任台北市長、總統期間,對台灣的現代化有卓越貢獻,是台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決定把這個獎項頒給他。2007年6月1日,李登輝親赴東京,接受“後藤新平會”頒證的首屆“後藤新平獎”。他在致詞時表示,能獲頒該獎是他的榮幸,他認為後藤很有遠見,能洞察百年後的先機,為台灣的近代化帶來莫大貢獻。他說,日本今後也需要有更多像後藤一樣類型的領導人,現在大家都應該多瞭解後藤究竟做了些什麼。

  後藤為台灣做了些什麼呢?他最出名的事蹟是認定台灣人“愛錢、怕死、愛面子”,上台後即以“糖飴與鞭子”的政策,敉平“乙未戰爭”以來的抗日勢力,利用台灣人愛面子的心理,他先以保甲制度讓台灣人做“官”;再以專賣制度作為糖飴,引誘台灣士紳,達到“以台制台”的目的。在鞭子方面,後藤上任後不久,一方面藉由台灣總督府公布“匪徒刑罰令”,授權軍警依法殘殺抗日志士,另一方面又公布“歸順政策”,抗日義軍願意歸順者再提出“歸順嘆願書”及“歸順者名簿”,繳出武器驗收後,即可由總督府分派公路開墾工作,並發給“生業補助金”。

  當時活躍於台灣各地的義勇軍中,北部的簡大獅、中部的柯鐵虎和南部的林少貓並稱“抗日三猛”。1895年11月,總督府宣布“全島平定”,北部各地十餘支義民軍領袖卻約定於12月31日除夕,以大屯山上舉火為號,各自統領數百或數千人一起行動,在翌日元旦會攻台北城。日軍獲悉後,立即先發制人,派出大批軍警追擊。在雙方裝備懸殊的情況下,義民軍傷亡慘重,不得不遁入山區。簡大獅等人集結抗日戰士一千餘人,在大屯山一帶進行遊擊戰,使駐紮在此一地區的日本憲兵警察不得安寧。

  自林少貓在高雄後壁林戰死的那一天,總督府宣布:“全島治安完全回復”。後藤新平自己承認:自1897至1902年的六年間,被逮捕的“土匪”有八○三○人,其中有三四七三人依“法”被處死刑;另外有四○四三人則是以未經法律程序的“臨時處分”而遭到殺戮。此外,根據東鄉實和佐藤四郎1916年合著的《台灣殖民發達史》,自1898至1902年的五年間,經由“匪徒刑罰令”而處死者,有二九九八人,未經法律程序而被殺戮者,則多達一○九五○人。後藤整治台灣之心狠手辣,由此可見一斑!

  主張“生物學原理”的後藤新平在台灣推動政務,和他以“糖飴和鞭子”政策消滅抗日義勇軍一樣,也呈現出高度的精準和效率。他上任不久,即於1898年公布“台灣地籍規則”及“台灣土地調查規則”,並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調查的結果清理出總耕地面積六十一萬九千甲,比清代劉銘傳丈量土地時的三十六萬一千甲,增加了71%;地租稅收也從九十二萬圓提高至二九八萬圓,增加了3.72倍,奠定了總督府財政充裕的基礎。

  日本人治理台灣的最大目的,是要利用台灣豐富的物產,將台灣開發成支持本國經濟的力量,作為其“南進政策”的準備。因此總督府不惜投入巨資,有計劃而且是全面性的開發,這和西班牙人或荷蘭人的掠奪性殖民完全不同。

  在日軍佔領台灣之初,台灣即以傳染病流行而聞名。後藤知道:衛生疫病問題將直接影響日本殖民台灣的成敗,因此在1896年將日本的“公醫制度”引入台灣,並在三年之後設置“台灣醫學校”,使新醫學朝向知識系統化及體制化發展;同時發展熱帶醫學,以協助日人適應台灣風土環境。他同時推動廣泛的衛生活動,全面控制傳染病;並開始進行代表改善衛生的下水道工程,使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成為當時全亞洲第一,甚至超過日本。

  後藤到台灣赴任後不久,即興建起巍峨的總督官邸(光復後改稱“台北賓館”),目的是要以高大的建築物來威嚇台灣人民。同時又大幅提升官舍之水準,藉以吸引有能力的日本人來台工作。1899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已經竣工。那一年,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正式創立,縱貫鐵路也開始動工。1903年,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台北深坑龜山水力發電所”開始興建,兩年後開始供電。他同時在台灣各個主要都市積極推展都市計劃,使台灣主要都市的面貌為之丕變,展現出現代都市的風格。

  後藤新平治理台灣的一切作為,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鞏固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而不是要為台灣人民謀福利。在這個大原則的指導之下,後藤新平在產業發展方面,採用日人新渡戶稻造的“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選定了在台灣原本就有基礎的糖業,在他任內經由總督府公布實施“糖業獎勵規則”,並設立“臨時台灣糖務局”負責執行,讓日本企業可以獲得工廠建設補助金及生產補助金等各種金融保護,台灣成為日本人投資者天堂。

  在台灣總督府的積極扶植之下,日本的三井物產及三菱商事等幾家大企業進入台灣後,享受到充裕的資金援助、原料獲得及市場保護,變成獨佔事業,同時引進新式製糖技術和經營模式,促使台灣糖業蓬勃發展。1901年總督府又公布“土地收用規則”,以公權力支持“製糖會社”,使會社能強制收買甘蔗的“原料採取地區”,大量取得大地主土地,相對的也使台灣許多農民由清代大地主的農奴,淪為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

  日本據台之初,國內的砂糖消費百分之八十倚賴進口。據台之後,日本人在台灣全力經營製糖業,使台灣砂糖產量不僅可以滿足國內需求,而且成為世界主要的砂糖出口國之一。然而,總督府的政策是以本國的需要作為調整的準據,完全不管台灣人的利益,更刻意剝削台灣農民的血汗。所以當時民間流行著一句話:“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道盡民間的不平和無奈。

  不僅糖業如此,在“開發台灣作為南進跳板”的國策下,總督府控制一切的產業,從蔗糖開始,香蕉、樟腦、木材、煤礦、電力、交通等等,都成為日本人的獨佔事業,從事生產的都是台灣人,生產的成果悉歸日本人,以及少數依附日本勢力的御用紳士。不僅如此,日本對台灣的工資採取差別待遇,台灣人的平均工資衹有日本人的一半。

  七、從“民族對立”到“階級鬥爭”

  後藤新平推動的改革政策,使台灣原有的社會結構解體,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數台灣人淪為無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改革並不能消除台灣人的抗日情緒。就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而言,後藤當然是“厥功至偉”的“頭號功臣”。他後來因為“經營台灣”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戰爭後,轉任當時剛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繼續推行“日本帝國在南滿洲之特殊使命”,為後來日本的侵華戰爭預作準備工作。

  後藤新平離職後,台灣社會又開始湧現層出不窮的抗日鬥爭,像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事件、1908年劉乾、林啟禎領導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陳阿榮、張大爐、賴來在中部領導的革命運動;1912年羅福星、李阿齊領導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以及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都是社會底層的民眾,無法忍受日本統治階級的壓迫所發生的抗暴運動。他們或許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間宗教的信仰,跟日據初期地方領袖帶領的民族主義抗日並不相同。這些運動的一再發生,正足以說明:經過後藤新平以“兩面三刀”的鐵腕整治之後,台灣社會已經給整得民窮財盡,所謂“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其實衹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論。

  從1915年之後,台灣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霧峰望族的林獻堂,東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訪梁啟超,探詢中國協助台灣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後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幫助台灣人爭取自由。應力勸台灣人別輕舉妄動,遭受無謂的犧牲。”他建議應學習愛爾蘭對付英國方法,與中央要人溝通,以影響總督府,不要太壓迫台灣人。

  梁啟超這番話明白表示:台灣人抗拒殖民統治,爭取自由的意願必須依賴自己,別無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統治之下,衹有以體制內的方法進行非暴力鬥爭,才是正確的運動路線。這番話奠下日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肇始。

  李登輝號稱是台灣政治人物中最有“學者氣質”的人,他對日據時期的台灣歷史不可能一無所知。在他的極力吹捧下,綠營不僅對後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灣之塔”落成時,李登輝也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的揭幕式。在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評:“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園”,在晴空烈日下為“慰靈碑”主持揭幕式。主要儀式的進行是由李登輝全程作日語演講,而蔡政府派駐日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蔡政權對李登輝的支持。儀式結束時,李登輝還帶領會長,用日語三呼“萬歲”!這難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說過的“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嗎?這塊號稱“慰靈碑”的大石頭其實衹刻著李登輝所提的“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為哪一個“國”作見證呢?李登輝衷心認同的“國”,是二次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嗎?它難道不是已經走入歷史了嗎?怎麼還可能成為當前台灣人民的認同對象呢?

  李登輝1999年發動教改,精心炮製“同心圓史觀”,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修改課綱,很明顯是要將下一代台灣人的認同塑造成“奴顏媚日”的“新世代”。這種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觀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輕人的認同混亂之外,怎麼可能獲得任何人的尊敬?

  為了挽救我們的下一代,台灣的學術界有義務、也有責任響應“三自運動”,以反殖民帝國主義的“人類文明史觀”,對抗目光短淺而又扭曲史實的“同心圓史觀”,讓年輕人認清客觀的歷史事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1月號,總第2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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