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團出使之前，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直言，邵友濂在台灣巡撫任內曾懸賞日本人首級，恐怕日方難以接受。但清廷並沒有重視他的意見。代表團一行人於一月底抵達廣島，但日方接待非常無禮，不僅不准使用電報，而且以張蔭桓、邵友濂的“全權委任狀不完善”為藉口，片面中斷交涉，要求他們立即離開廣島。由此可見田貝與日本人之間，事前已有溝通。福士達隨張蔭桓等人轉回上海，獲得美金兩萬五千元的顧問費。當時伊藤博文曾向清朝代表團的隨員伍庭芳表示，日方認為適當的代表人選是恭親王奕訢或李鴻章，因為他們兩人都傾向和議，地位和聲望也足以擔當割地賠款的重任。
隨著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落，2月13日，清廷改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約。出發前，李鴻章知道，慈禧太后堅持不可割地。當他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領土的野心，田貝反倒力勸各國公使，不要過問此事。
從東、西文明交會的歷史經驗來看，日本這個美國人心目中“文明開化”的“模範”，是在美國“先輩”的“循循善誘”之下，才學會如何實踐其殖民帝國主義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菲律賓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國公使田貝教李鴻章“以散地為要地”，而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扶持菲律賓境內的反西班牙游擊隊，西班牙戰敗後，立即改變態度，以武力強制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菲律賓才發現美國原來是“裝成朋友的敵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其後美國和日本的殖民和商業不斷進入。南北戰爭後，美國逐漸加強對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準備與日本合作，抗衡美國，兩國展開爭奪。1893年，美軍登陸夏威夷，發動政變，廢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1898年，美國戰勝西班牙之後，順勢將夏威夷吞併，成為美國的一州，“以身作則”，教導日本人怎麼搞殖民帝國主義。
三、資本主義的商業性格與美國永久的利益
美國與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展開全面侵華戰爭，始終未曾改變。全面抗戰爆發后，駐美大使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拜訪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懇求美國當局儘快借款，為即將崩潰的中國政府“打一劑救命針”。但這時候美國的鋼鐵、石油及其他戰略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
1939年7月，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在歐洲爆發，納粹勢力席捲歐洲，羅斯福總統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後，美國才在1941年3月通過《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以六艘航空母艦裝載四百餘架飛機，配合其他各型船艦，組成龐大艦隊，在南雲忠一中將的指揮下，偷襲珍珠港，炸沉、炸傷美國各型船艦40餘艘，炸毀、炸壞飛機450架，造成美軍4500餘名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翌日，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國會對日宣戰，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三國宣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20多個國家，也相繼對德、意、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全面爆發。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下，12月22日，蔣介石電令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編組成中國遠征軍，以羅卓英、杜聿明為正副司令官，進入緬甸，配合英軍對日作戰。這是中國軍隊首次反守為攻，走出國門，與同盟軍隊一起夾擊日軍。
第二天，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對太平洋戰局發表演說：“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權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
蔣委員長這一席話，聽得中方人員百感交集：當時最有實力制衡日本的美國，不但隔岸觀火，而且暗示日軍把戰火燒向積弱的中國，以保存他們在東南亞利益。在日寇步步進逼之下，中國軍民已經孤軍苦戰長達四年半矣！
從這些歷史事實來看，美國始終未變的是奉行資本主義的商人性格。對於美國而言，它在國際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而衹有永久的“利益”。在二次戰後的冷戰末期，他認為跟中國全面交往，可以“轉化”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所以決定跟中共建交。可是，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
四、修昔底德陷阱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觀
2019年4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指出，龐培歐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的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於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玉石俱焚，雙方一起毀滅。
在中、美雙方都已經發展出“保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武器之後，中美之間的“文明對抗”很少可能發展成為雙方的武力衝突。美國的戰略，是援用二戰前鼓動日本削弱中國的手法，俟接受西方價值觀程度最深的台灣和香港作為代理人，幫他打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川普政府一上台就開始打“台灣牌”，為了支持蔡英文政府的聯美反中，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台灣旅行法”、“台灣安全加強法”，最近還有議員提出“台灣保證法”，近日更針對香港與新疆擬議相關法案。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七個月後，今年元月中，更有“民間集會團隊”以“立即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作為主題發起遊行，呼籲各國實施制裁法案。
用一個比喻來說，在這場“文明對抗”的較勁中，美國政府像是在下“西洋棋”，他一定會設法鼓動“自我殖民”程度最深的年輕世代，當他們的“卒子”，揮舞“自由、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步步進逼。
2020年元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滑雪勝地達沃斯開會。此前一天，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發表報告指出：全球貧富不均的狀況已經“失控”。偏差的經濟體制排擠了眾多的弱勢群體，卻放任極少數億萬富豪聚斂巨額財富。去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總資產比最貧困的46億人財產總和還多。
同時，美國公關公司艾德曼發布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雖然最近一年，許多已開發國家經濟強勁成長，而且將近完全就業，但有五成六受訪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壞處比好處多。“去年有30多個國家的人民上街抗議，大多是因為他們無法接受這種不平等狀況。”
“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原本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中產生出來，目的在於爭取平等。如今港台地區的“反華”勢力，反倒利用教育洗腦和媒體操控的手段，將年輕世代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轉化成為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盲目支持，鼓動一波又一波的“反中”風潮，所以說這根本是一種“自我殖民”式的“代理人戰爭”。
五、“四個自信”與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值得強調的是：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高校所傳授的社會科學理論，絕大多數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它們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也都蘊含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港台年輕世代的“反華”風潮，固然是“自我殖民”的結果，大陸高校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又何嘗不是在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自我殖民”？
正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衹會套用西方理論，而不懂得如何建構理論來說明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現象，所以習近平主席才會在2016年5月發表談話，要求“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他在講話中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和“挨餓”問題，但是我們還沒有解決“挨罵”的問題。他認為：“在解讀中國實踐，建構中國理論上，我們應當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這種現象確實是中國社會科學界之恥。大陸雖然已經覺察到“推動儒學融合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學界，還沒有普及到社會科學界。所以習近平強調：“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在中共十九大中，總書記習近平又提出了“四個自信”的說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報告中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陸社會科學界要如何落實習主席一再的呼籲，仍然有待觀察。作為本文的總結，在此我想說的是：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其哲學基礎，就等於是找到自己的“道”，這個運動便已經宣告成熟。台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經過四十年的論辯與積澱，最近我撰成《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2019），已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我看來，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攜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在我看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控制衹是一時之事，將來必然很快可以獲得解決，但中、美文明衝突中的社會科學本土化問題才是長久的根本之計。有識之士宜三思！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