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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NTT.com   2015-05-20 00:13:03


否認、迴避九二共識,絕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
  中評社╱題:否認、回避九二共識,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一段時期來,蔡英文和一些台灣綠營人士對於所謂民共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的現狀,表現出一個重要特點:在一再宣稱民進黨“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同時,他們突出地否認、回避九二共識。

  實際上,蔡英文是企圖形成台海和平穩定與“台獨”共存的局面,即“和平台獨”的局面。這一企圖充分反映了,他們完全昧於兩岸關係的大形勢,以及對於大陸兩岸關係立場和政策,一廂情願的認識和期盼。

  兩岸關係的歷史和現狀已顯示,台海和平穩定,與“台獨”絕無可能共存。否認、回避九二共識,絕不會有台海的和平穩定。可以肯定,蔡英文的“和平台獨”幻想必定破滅。

  九二共識客觀存在
  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

  多年來,一些重要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一直公開否認存在九二共識。例如,陳水扁多次宣稱,“九二共識是賣台共識”、“沒有九二共識,只有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精神”;蔡英文聲稱,“不存在九二共識”,等等。儘管具體表述不一,但這些說法共同的依據是,在1992年兩岸兩會的會談中,以及相關的文件中,都沒有出現“九二共識”四個字。這是罔顧歷史事實,並且偷換概念的邏輯,但對普通民眾卻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十分有必要重申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強調九二共識客觀存在,是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並據此批判,上述民進黨政治人物否認九二共識的言論,以正視聽。

  “九二共識”四個字,是台灣著名學者、重要政界人士蘇起教授於2000年4月提出。蘇起在其新著《兩岸波濤——十年紀實》一書中,對此有所說明。當時,台灣正處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夕,一貫堅持“台獨”的民進黨即將開始執政,“兩岸關係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令人十分憂心”。蘇起作為深度介入兩岸事務的學者,“希望用‘創意的模糊’設計給兩岸關係找到一個新的妥協基礎”,於是基於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以及“九二年到九五年的兩岸緩和經驗”,提出了“九二共識”的新名詞。顯然,蘇起是在2000年4月,為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定名為“九二共識”。兩岸多位1992年兩會會談的參加者,多次撰文、發言,證實了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達成了共識。此外,兩岸兩會陸續公佈的相關往來函電,也證實這一共識的存在。所以,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的共識是客觀存在的,對之命名的“九二共識”,自然是客觀存在,並不因這四個字是在1992年出現,還是2000年出現而有所不同。

  確認九二共識客觀存在很重要,而確認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尤為重要。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緣起、會談的內容和進程、會談達成的共識,以及共識形成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都清楚顯示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後,短短幾年中兩岸交流得到迅速發展。雖然這些兩岸交流涉及的都是十分具體的問題,例如“共同防制海上犯罪”、“文書驗證”、“掛號信函查詢”等等,但在兩岸關係的特殊背景下,兩岸協商處理這些具體問題,都不可避免地須面對兩岸“定位”這一核心問題。因為定位問題不解決,具體問題實際上不可能處理。所謂定位問題,就是兩岸各自如何定性兩岸關係,並進而確定兩岸在其中的地位。由於“文書驗證”、“掛號信函查詢”兩個具體問題,多次商談而沒有進展,兩岸都深切認識到,必須處理定位問題。儘管對定位問題兩岸存在嚴重分歧,但卻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即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是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存在重大分歧。這為兩岸達成關於“定位”問題的共識,提供了基礎。

  從1992年3月,大陸提出關於定位的五種方案開始,兩岸經歷多次會談和函電來往,終於在當年11月以兩岸交換函電方式,達成對於定位的共識,即台灣方面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義有所不同”,以及大陸的“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在海峽兩岸的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顯然,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正是兩岸關於定位問題的共識,由於有了這一共識,兩岸就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所以,不僅得以在保留各自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不同認知的同時,達成上述共識,而且為兩岸之間處理各項具體問題創造了條件。例如,久議不決的“文書驗證”和“掛號信函查詢”此後經過一次會談就迅速達成協議。另外,1993年4月實現了第一次汪辜會談,而且直到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之前的兩年多當中,兩岸還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這些事實顯示,兩岸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是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為兩岸建立初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礎。

  堅持或否認一中原則是決定台海和平穩定
  或動蕩對抗的關鍵因素

  從20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多年,是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最重要、最複雜的轉折時期。在這20多年中,兩岸關係、台海局勢經歷了明顯的跌宕起伏。四十多年的隔絕被打破,兩岸交流迅速起步、發展,台海和平穩定初現端倪;兩岸“統獨”鬥爭明顯激化,台海動蕩對抗再度加劇;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台海和平穩定成為主流等等局面,相繼交替出現。導致上述局面相繼交替出現的具體原因很多,但歷史事實已一再表明,堅持或否認一個中國原則,是決定台海和平穩定或動蕩對抗的決定因素,即台灣當局接受、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就有台海和平穩定;台灣當局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就必然導致台海動蕩對抗。

  從1987年底台灣當局開放部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到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前的十幾年,是1949年之後的第一個台海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在這十幾年中,兩岸的經貿交流、人員來往,由於大陸對台灣開放,以“單向不平衡”方式實現;兩岸分別建立得到授權的“白手套”機構海協會和海基會,進行關於兩岸多項具體事務的協商,並簽訂相關協議,而且在1993年4月實現了兩岸兩會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汪辜會談;兩岸長期的嚴重軍事對峙明顯緩解等等。儘管兩岸多年的敵對還遠沒有完全消除,期間還曾經發生重大曲折,但總體上看,台海保持著較明顯的和平穩定。導致兩岸在歷經四十年的完全隔絕和嚴重對抗後,得以較快實現關係緩和、台海相對和平穩定,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關鍵因素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一貫堅定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自不待言;相繼在台灣執政的蔣氏父子,堅決反共、堅持與大陸對抗,但同時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立場。這決定了,儘管兩岸對抗長期而且嚴重,但主要是中國合法代表之爭,而不存在國家領土主權的分裂問題。所以,當內部和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兩岸的中國合法代表之爭,得到明顯緩解時,兩岸的對抗隨之得以緩解,從而實現台海的和平穩定。

  實際上,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兩岸之間最基本的政治互信,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政治基礎。如本文前述,1992年11月兩岸達成的共識,就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擱置對於一個中國內涵的分歧,推進兩岸之間具體事務的協商、處理。尤其應看到,在1995年6月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訪美,特別是1996年3月李登輝在台灣進行台灣地區領導人“直選”,實際上是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導致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再次嚴重動蕩對抗,但由於李登輝還沒有公然背棄一個中國原則,甚至表示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所以,事態終於有所緩解。1998年10月,在上海實現第二次汪辜會晤,並商定1999年9月,在台北進行第三次汪辜會談,因而兩岸關係又一度得到緩解,台海局勢有所穩定。這些顯示了,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兩岸關係緩和、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定性影響。

  從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到2008年5月,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接受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的九年,是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局勢再次嚴重動蕩對抗的時期。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以及2002年8月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是這一時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蘇起教授在其《兩岸波濤——十年紀實》一書中,對“兩國論”做了精辟分析:“‘兩國論’小組最根本的認知是,台灣(而非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剛好叫‘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與治權(而非僅治權)均不及於大陸,人民與領土也僅限於台澎金馬。換言之,他們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與大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內政問題,而是國際關係,適用於國際法與國際規範。它的最終境界就是: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兩國論”就是精心包裝的“台獨論”,在台灣島內和國際社會都有較大的欺騙性。實際上,1988年李登輝在台灣島內執政以來的十年中已經有大量“台獨”言行,拋出“兩國論”是他公然拋棄、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集中表現。由此,開始了兩岸關係再次高度緊張、台海局勢再次嚴重動蕩對抗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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