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5日電／近些年來，中國智庫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智庫的發展不僅有助於提升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與公共政策質量，也是提高中國國家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在當前中國各類智庫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一批媒體型智庫的湧現尤為奪目。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情況來看，媒體型智庫都是獨具特色而又十分重要的存在。一方面，相較於發達國家的傳統智庫，媒體型智庫在思路、運營與影響力上都體現了更為鮮明的時代特征；另一方面，相比於我國其他類型的智庫，媒體智庫在人才組成、議題設定、社會影響與國際化程度等方面都有著一定的後發優勢。
當代中國媒體型智庫的出現，是智庫發展中知識與傳媒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和蘭德公司、英國的海外發展研究所、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中心等智庫，都經歷了從政策圈、學術圈向大衆圈發展的過程。這樣的發展趨勢有兩個基本的內在動力：一是隨著社會大衆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程度的增強，智庫的倡導作用、引領作用日益突出。現代智庫除了出版面向特定群體的學術著作、政策刊物之外，還應該在大衆媒體如電視、報紙、互聯網上發表政策建議，積極參加公開辯論以引導大衆。如蘭德公司每年除了綫上綫下公開出版350—450份報告并自辦刊物《蘭德評論》外，還印制近30萬份書面材料分發給公衆。二是隨著智庫數量的快速增加與智庫間競爭的加劇，智庫的大衆影響力已成為智庫影響力的根本保證之一。沒有媒體足够分量的宣傳，智庫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將很難吸引決策層與公衆的注意。因此，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知名智庫不僅高度重視與電視、報紙、互聯網等媒體的互動，還積極創辦自己的媒體平台，如《布魯金斯評論》《政策評論》等刊物，從而擴展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可以說，媒體影響力已經成為大多數現代智庫的核心競爭力，一些智庫甚至呈現出“智庫媒體化”的趨勢，如美國的戰略與國際問題中心；與此同時，一些資歷深厚的媒體也具備了向智庫轉型的內在條件，形成了“媒體智庫化”的傾向，如彭博、路透、經濟學人等媒體都推出了“准智庫”性質的資訊業務部門。
對於中國智庫的成長發展而言，媒體型智庫更具特殊意義。一方面，媒體型智庫是智慧在政府、市場、社會間流動的加速器。我國相當比例的智庫脫胎於體制內的研究機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政化色彩過重、人員流動性不足、研究與需求脫節的弊端較為突出；而媒體型智庫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源和貫通體制內外的信息渠道，不僅可以打破僵化的管理體制，整合被條塊分割的智力資源，而且可以促進多元觀點交流碰撞，為建立人才流動的“旋轉門”摸索經驗。另一方面，媒體型智庫相較於其他智庫更具公信力，它可以整合智庫的政策影響力與媒體的大衆影響力，從而既引導大衆形成對公共政策的理性態度，又通過信息分享、觀點交流，促進決策部門更加全面地傾聽社會意見。更為重要的是，相比於其他類型的智庫，中國的權威媒體不論是在資源、渠道上還是在人才儲備上都更為國際化，媒體型智庫的發展將有利於中國智庫在全球智慧共同體中樹立自身良好的形象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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