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4日電／智庫是政治思潮和經濟社會的產物和推動者，但中國智庫與實務界的隔閡一直都有。針對政策建議的套話八股，中央和各級決策層愈發強調要“實”要“落地”，但這不是文風的問題，而是方法論的問題，根源在於科學研究和政策實務相對立的傳統觀念。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新的視角去引導智庫：即漸進社會工程的推動者。相比傳統研究的“社會科學家”，智庫工作者的身份更像是“社會工程師”，而且兩者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孵化更好的思想並促進思想向行動的積極轉化。
避免正確但無用的分析
傳統“兩分法”認為學術研究關注“為什麼”，政策建議關注“怎麼辦”，這一界定過分誇大了學術研究機構和智庫間的隔閡，而且容易把智庫研究簡單歸結為“遞折子”的短期對策。其實一個人在從事智庫研究時，其身份更像是“社會工程師”：他具備獨特的問題意識，發掘能轉化為行動的創新亮點，警惕“正確但無用”的分析與“認知癱瘓”，保有行動的能力同時深知結論外推的限制。
很多案例印證了從“社會科學”到“社會工程”的成功遷移。美國在克林頓任期內“再造政府”的智庫評選中，唯一取得“A”評分的改革，來源於一位單槍匹馬的哈佛教授：史蒂夫·凱爾曼領導的只有20多人的“政府採購政策辦公室”，巧妙地選取“公務信用卡結算便利化”作為創新突破，搭配“過往表現追蹤”的機制，成功改造了整個聯邦系統僵化低效的政府採購制度。
如果定義智庫的產出是思想，那也應該是能夠轉化為行動的思想。類似的從英國首相的“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ral Insight Team)、內閣的“關注奏效的研究網絡”、到智庫參與公共政策的“行為助推”計劃與“循證決策”，英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與一線政策實務，逐步在政府體系各個層面開始融合。
所以真正界定智庫的不是聲名，而是那套獨特的思維方式：智庫工作者不滿足從邏輯上羅列一系列問題和困難，而是關注那些做成的亮點，研究背後有意義的“為什麼”進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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