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7日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拒中抗共”分子在網絡平台發起所謂“反極權大遊行”，9月29日在香港未獲警方同意的非法遊行，演變成空前惡劣的暴亂。在台灣，“台獨”勢力則以所謂“929台港大遊行 撐港反極權”活動和晚會來同“港獨”勢力遙相呼應。
9月30日，《明報》“觀點”版的“筆陣”專欄刊登沈旭輝的文章，題為《“獨裁2.0模型”：10年後的“一國兩制”》，儘管沒有把國家領導人與沈旭輝等人眼中的全球“獨裁者”並列，但是，沈旭輝在文中的一系列論述，無疑是把內地現行政治體制列入“獨裁者”，以此來分析“一國兩制”。沈旭輝認為，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的觀點，有助於分析當前香港局勢。他稱：“解放軍、武警、緊急法一類大動作，都屬於‘獨裁者1.0’時代。”“根據Dobson的研究，‘獨裁者2.0’的第一特征是標榜自己定義的‘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
煽動“拒中抗共”製造恐慌
“香港回歸後，本來屬於昔日‘殖民地’精英繼續管治的社會，經濟、商業、文化、社會本來沒有改變，只是‘換旗換督’。問題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太快，出現了太多新興利益集團，而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能輕鬆使用的‘走出去’（自行理會其經濟意思）基地，早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但假如不改變香港社會管治模式，只是小修小補，對他們而言，還是不能‘洗太平地’。唯有通過‘獨裁者2.0’模式，動員群眾，改變社會經濟根本結構，才符合此刻某些利益集團的目的。”
筆者沒有充分的事實為依據能斷言9月29日“反極權大遊行”和9月30日沈旭輝文章是整套部署的兩個環節。但是，二者把內地政治制度貼上“獨裁”或“極權”的標籤是一致的。二者的另一個相同點，都是把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協助條例》，提升到了反對內地政治制度的高度，充分暴露“黑色革命”的宗旨，不僅企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複製西方政治模式、進而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甚至公然宣布“香港獨立”，而且，企圖推翻或改變內地政治制度。
當然，二者的差別也是有的。“反極權大遊行”是一次誹謗內地政治制度的活動，能產生的效果是讓敵視內地的人群發洩一次對內地的仇恨。沈旭輝的文章則不止於煽動“拒中抗共”情緒，而是抹黑中央正在展開的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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