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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馬來西亞
——東亞國家與地區看“一帶一路”系列之三
http://www.CRNTT.com   2019-11-25 00:21:16


饒兆斌博士
  中評社╱題:“一帶一路”與馬來西亞——東亞國家與地區看“一帶一路”系列之三

  訪談對象:饒兆斌,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博士
  中方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錄音稿整理:鄭海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錄音校對:薛力研究員
  訪談時間:2018年11月2日
  訪談地點:廈門海滄融信華邑酒店

  (本文經受訪者審定)

  1、在你看來,中國政府在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饒兆斌:我覺得有多重原因,有國際和國內因素。從國際來看,中國面臨地緣政治或地緣政治經濟壓力,需要開拓一些新的戰略地點。“一帶一路”是要向西,經過中亞,這是必然的方向,因為東邊是以美日為主。而且中國也是一個中亞大國,我們往往認為中國是東亞大國,但在歷史上它也是中亞大國,一直以來與中亞有很密切的關係,現在衹是去重新發掘這層關係,而不是將自己定位為東亞大國。從國內來看,政治經濟轉型和西部大開發長期以來有所缺乏,沿海地區能夠發達是因為和國際市場聯繫在一起,中國內部一直沒有辦法(聯繫)。西部大開發搞了很多年,但沒有外部環境能讓其融入市場。“一帶一路”就是搞好國外的基建、擴大市場,讓中國西部省份可以更好地發展。如果考慮到命運共同體的說法是真實的話,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方面有很多發言權。中國現在產能過剩,在這些基礎設施缺乏的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正好可以互補,也正好可以解決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的狀況。這些國家在基礎設施建好以後,對促進貿易和建設市場具有一定幫助。從各方面來講,從接受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來講都是互利共贏的。綜合這幾個方面來說,即使沒有“一帶一路”這個名字,這種步伐和趨勢還是很明顯的。有點類似美國當年的馬歇爾計畫,當然中國一直強調不一樣,我也認為的確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你不能說“一帶一路”完全沒有受到馬歇爾計畫的啟發,啟發就是重整歐洲使美國具有市場,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確實需要“一帶一路”的內容。

  薛:概括起來就是國內需要、國外需要、經濟需要和戰略需要。

  從國際政治來解釋,可以從發展來解釋,也可以從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解釋。這些需求的合流促進了倡議的提出。

  薛:所以肯定不僅僅是經濟原因,中國政府說的是經濟和文化原因,你認為肯定是不夠的對吧?

  那肯定的。

  2、“一帶一路”主要的優點與不足分別是什麼?

  饒兆斌:我覺得“一帶一路”提出來到現在,雖然過去幾年有些國家對“一帶一路”有抗拒現象,但一個總體的現象是發展中國家支持、發達國家疑慮。雖然現在日本也願意加入,但整體上還是發展中國家支持、發達國家還是有疑慮的。這正好可以點出“一帶一路”的優點所在,因為它看到了發展的瓶頸,也願意將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具體做法當然每個國家國情不同,但至少這是第一次真正提出要扶助發展中國家,美日等國經常說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但這對一些國家來說意義不大,巴基斯坦就會說自由秩序對我來說是什麼,我們遵循了自由秩序這麼多年還不是這樣落後。所以自由秩序在西方人眼中是完美的,或者衹需要稍許改進。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不是去挑戰自由秩序,但確實是一種不同的東西,第一次真正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因此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從正面看待“一帶一路”。當然每個國家都會有人質疑,但我是從整體來說的。

  在推行的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值得商榷和討論的地方,很難說是對還是錯,但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首先“一帶一路”沒有清楚的框架,很多人到今天都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沒有一個明確定義(definition),衹有願景(vision)、行動(action)和基本原則。

  薛:你覺得可能給出一個定義嗎?

  這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為什麼有些國家到現在對這個還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中國的想法是要做到一國一策,儘量去配合討論,同時這也會出現問題。“一帶一路”文件說共商共建共享,最大的問題就是和誰共商,沒有一個框架。

  薛:你不是說一國一策嗎?

  對啊,你和誰共商?中國一定是想和政府,沒有框架去和一國領導人談,有時候中國可能會被綁架,他(領導人)的個人利益牽涉進去。現在就有很多這種,無論是事實還是謠言,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就有這樣的問題。中國是說互惠互利、平等協商;從中國的角度很正常,你是合法政府就和你商,但可能這個政權是貪腐的、不得民心的,可能會被撤換。

  薛:可能被東道國政府綁架,這是一個不足,還有什麼不足?

  雖然一國一策是它的優點,也有可能成為它的短板,有可能被綁架。所以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框架和良好治理的制度,以此為基礎還是可以做到一國一策,但不要被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摻雜進去。中國需要從掌權者(power holder)變成利益攸關者(stake holder),這一點我觀察了很久。還有就是這和中國的體制有關係,和文件的模糊有關係。中國在五年後還是操之過急,習近平一講然後各方回應。我評估的是中國也有關鍵績效指標(KPI),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央企應該更仔細、更小心談的項目,而不是突然間沖出去就簽了。簽了以後別國領導人換了,這個項目就變成了負資產。一開始中國也沒有好好去評估,這種一窩蜂、有點動員式的(方式)也是有問題的。可能這些央企知道怎麼做好項目評估,但是你要達標,你要顯示出“一帶一路”又推進一個了,又成功一個了,又加了一個旗艦項目,缺少了比較細緻的、仔細考量的情況,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薛:那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被綁架,一個是操之過急。

  是的。文件的模糊性有一定的功能,但也會帶來反面效果。“一帶一路”的指導文件具有模糊性,沒有框架的模糊性會帶來問題,所以儘管中國說互惠互利,但別國人民會看到中國和我們貪腐的政府勾結起來,吃掉人民的血汗錢,會造成這樣的一種論述。所以現在日本加入也是好事,日本可以把經驗帶來教中國怎麼做,因為日本70、80年代也走過這條路。

  薛:現在日本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合起來是不是遠遠高於中國?

  是的,而且日本早期也是做基礎設施建設。

  薛:早期是不是也經歷過當地的批評,現在基本上已經扭轉過來了?

  是的,所以這是日本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經過二戰,東南亞對日本也有疑慮和防範,就像今天防範中國一樣。但日本人經過數十年的經營,現在形象在東南亞國家裡面是最好的。

  薛:原來日本在二戰中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樣的國家也有暴行嗎?

  有的,但他們也是分而治之,打壓華人,給土著人好處。雖然後面也有部分馬來人反日,但抗日的主體還是華人。

  薛:這和中國大陸的抗日有點關係是吧?

  那時候有南僑機構,很多華人會去幫助中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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