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馳:共同締造統一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5-10-25 17:26:16  


  二十一世紀即將走完最後二年里程,人類即將告别二千年文明史的最後歲月。這是一個嚴肅的時刻,所有有識之士,幾乎無不停足回首、反躬與展望,以新的姿態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以期在未來千年的第一個世紀中尋到對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將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帶往二十一世紀,這是所有政治家正在思考的,也是必須思考的!

  辭舊迎新,是人們告别昨天寄望未來的良辰;世紀之交,是人們卸去沉重的黄昏。十三億炎黄子孫站在新世紀的門檻前,先人的囑托,後人的期望,注視我們對中國的前途將作甚麼樣的思考和選擇。

  將一個甚麼樣的兩岸關係帶往二十一世紀

  前不久結束的中共“十五大”,其報告是一個引導全體中國人民健康走向未來的一個跨世紀綱領,這個文件雖無多筆墨來談兩岸關係,也許也沒有太多“新意”,但它緊扣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時代主旋律,抓住了中國人少有的機遇,突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淡化了意識形態的鬥爭,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強調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凝聚了民眾的最大共識,深合國際潮流和主流民意,最大程度地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在世紀之交,高舉起了理想、文明、道德、現代化旗幟,正確把握了中國前途與命運,這也包括和涵蓋了二千一百六十萬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可以說為世紀之交兩岸關係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嚴格地說,在中國人面前並不存在兩岸問題,祇有一個中國前途與命運問題,說到底這確實是一個制度之爭問題。倘若中國大陸在世紀之交能正確把握命運,把自己的制度建設得更好,就會有燦爛前途,就會人心所向,統一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在此之前是如何推翻一個舊中國,在此之後是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使命。但在解決後者問題上,我們用了比推翻一個舊政權更長的時間才摸索到一條正確道路,這就是從鄧小平領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江澤民主導的“十五大”確立的“一個中心三個面向”道路。它為新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解決歷史遺留的統一問題找到了根本辦法,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立了更科學的國家學說與根據,強調了我們在長達一百年左右的歷史階段還不可能是完全的社會主義,而是多制並存。這證明了“一國兩制”正符合了這樣國情,而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將是誰也不吃掉誰,這必然為祖國的最終統一創造美好的條件。

  跨世紀的内政方針確立了,就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外政方針。所以,“十五大”剛剛落幕,江澤民主席即率眾訪美,跨出了建立符合中國二十一世紀戰略利益的對外關係的第一步。接著李鵬總理訪日,俄羅斯總統訪華,接著又是江澤民主席訪問加拿大,李鵬總理訪問新西蘭……短短幾周,中國與美國、俄國、日本……成功地簽訂了一大堆聲明與協議。中國要現代化,必須要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必須調整自己的對外方針與政策,必須建立起一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美、中俄、中日……戰略伙伴關係,或全面合作關係,必須使我們對外方針更符合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合作與穩定、平等與對話的潮流,與世界各國尋求更多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將一個健康的中美、中俄、中日……關係帶往二十一世紀。

  十七年前,即一九八○年初,鄧小平提出了八十年代三件大事,在這綱領性講話指引下制訂的内外方針,使中國成功地走過了本世紀關鍵的最後二十多個年頭。如今鄧小平雖然去世了,但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更高舉起了鄧小平思想旗幟,及時在“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紀的戰略綱領,在這個綱領下制訂的内外方針,將一脈相承地把改革開放進行下去,其意義同樣是深遠的。

  台灣問題儘管是中國内政問題,但它從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夾雜著國際因素,今日尤甚。因此我們同樣要把台灣問題放到國際格局中去思考。如果單純地視為“内戰的延續與產物”,將無助於兩岸問題的解決。所以,把一個甚麼樣的兩岸關係帶往二十一世紀,不使其成為阻力,而使其變為助力,同樣是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和全體中國人民不可廻避和必須思考的。

  兩岸必須有一個跨世紀的良性互動的戰略思考與調整

  世界正變得越來越開放與多元,各個國家也越來越遵循國際準則行事,中國大陸與台灣都不能置身於外。中國尊重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將致力謀求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對話,這樣,即使中國准入了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也會為中國提供舞台。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兩件事是:現代化與統一。不現代化即會挨打;不統一,現代化就會受制於人。但這兩件事的解決,也必須遵循國際社會的準則,對抗與封閉,再也無濟於事了。

  面對中國“十五大”後的國際攻勢,世界輿論反應不一,連美國内部也分成二派,台灣則有人稱:“北京已别無選擇地必須更進一步進入以資本主義為組織原則的世界秩序中,而不能再以捍衛傳統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為由,抗拒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的來往”,而美國“也别無選擇地必須把北京拉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政經體系中,以便於能穩定或增加美國的國家利益”,“雙方可以在政治經濟領域按現實主義的原則既合作又有對抗,去爭取己方最大的利益”(台灣,李英明《國際政經體系下的克江會》,見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這樣的分析不全正確,但也不無道理,因為文章進一步指出了台灣的尷尬,文章說:“過去台灣都是以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而被納入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而北京准入國際社會的結果,北京就會和台灣爭奪在全球主流價值領域中的位置。”不管怎麼說,時間與力量對比,對台灣來講不啻是巨大的威脅,台北的何去何從,必須有明確的選擇,統一對中國大陸越來越有利。

  中國大陸與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建立與對外關係調整,將有助於重建兩岸關係,使台灣越來越難以利用“國際因素”,也使國際社會難以利用“台灣因素”。這次“江克會談”,克林頓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及“三個不支持”,並呼籲“兩岸關係應由兩岸自行和平解決”,希望兩岸進行愈早愈好的談判,這無論如何是有利於兩岸問題的解決。雖然中美關係的修復,不等於兩岸關係的解決,但它為兩岸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最有利的外部環境,關鍵還要看兩岸能不能在這樣的契機下都有一個跨世紀的良性互動的戰略思考與調整。如果沒有這樣的思考與調整,兩岸關係依然難以步出陰霾。台灣當局尤其要不失時機地作出明智的選擇,不能再逆向行駛了,不能再沉湎於情緖化的發泄之中,不能再尋找遁詞而拖延了,成為少數偏執狂的殉葬品。正如台灣《工商時報》社論(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所言:“整個形勢顯示,在美國政府有意與中共增加合作減少衝突的的既定政策下,已安排好了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架構,既不允許中共無端訴之武力,也不容許‘台灣因素'破壞中美關係,台灣如何在這一大框架之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很值得細思量。”

  兩岸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統一繁榮富強的民主文明的新中國

  世紀之交,新舊交替,總是一個出思想出智慧的時期。一百年前也是如此,孕育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從此結束了二千年帝制。但人們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戰爭與對抗後,終於認識到和平合作的重要。不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不是步入“後時代”,一個多元化的多極化的世界新格局已經形成。世界的變化,亞洲的興起,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步入二十一世紀提供了一個良機,十三億中國人民要求擺脱貧窮落後奔向現代化的願望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儘管共產黨人過去並不相信“機遇論”,也不得不高呼“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人們雪洗百年恥辱要求統一的願望從來沒有這樣強烈,這一切也許是外人難以理解的!

  中國人孜孜追求的不祇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形式,而是始終在尋求一個現代化文明的政治秩序。國内經濟特區的出現,及九七香港的回歸,九九澳門的回歸,直至台灣的和平統一……這一切不僅是實現世代夙願也是現實的需要,更是探索和塑造中國現代文明的政治秩序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我們以更宏觀更具世界眼光更寬闊胸襟來思考,來完成最終的統一和締造一個中國,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我們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僅是主權不容分割,目的是為了建設一個更符合全體中國人民最高利益的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正如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在“十五大”上海代表團小組會上所言: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所有“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新中國”。因為歷史的原因,中國曾被分為澳門、香港、台灣、大陸多個地區,實行著不同的制度,成為不同的戰場和經歷不同的戰役,然而,在一個中國的地緣、鄕緣、血緣、文緣、俗緣聯繫之下,在兩制並存的政策之下,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兩岸三地可以“和而不同”,繼續實行兩種不同的制度,互為“窗口”與“橋樑”,以適應這多元、多極化的世界新格局,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解決中國人的問題,完全不用假外國人之手,這是鄧小平的深睿,值得我們循此深思!

  台灣是祖國領土一部分,誰要指望十三億中國人會允許台灣從祖國版圖中分裂出去,那是淺薄得不知中國為何物,這也祇是極少數人痴想,具這樣情結的人恐怕也是最後的“遺老”。但是,對於歷史造成的兩岸現狀,我們也應予以充分理解。不如此,也是不知台灣為何物,徒增盲點,也會造成曲折。因此,我們主張三尊重,即一要尊重各自不同的歷史經歷而造成的文化性格與現狀;二要尊重各自不同的現實與生活方式;三要尊重各方的利益,即誰也不吃掉誰,是博弈的雙贏。

  應該說鄧小平理論還遠遠沒有被雙方接受。台灣總有這樣一些人先想從“三民主議”統一中國,後想讓大陸統一到台灣“民主制度”之下,這是以小吃大,實在不智;同樣,希望把台灣封住、壓住、拖住、困住,待到中國強大到台灣不敢說不,這是以大吃小,也不合鄧小平原意。兩岸問題的出路是統一,但目前統一的基礎很薄弱,台灣百分之七十左右民眾對此尚存疑慮,我們要清醒看到除了要繼續加大反分裂鬥爭力度外,還有許多民意工作待做。統一是一項艱巨長期的工程,加上台灣還有這麼一點經濟實力可供“務實外交”和“武力保台”驅使,因此,當務所急是怎麼建立起統一前的良性互動準則,確保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利益,不因兩岸問題上的不智而喪失機遇。

  台灣眞正的出路和利益只有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才能得以實現。事實證明,祇有回到祖國懷抱,才能眞正享受主權的尊嚴,香港回歸後才眞正享受香港的尊嚴,作為特區首長的董建華不論在港、在内地、在海外,不論是出訪還是參加國際會議,他堂堂正正走出去,光明正大作演講,均享受到巨大的榮譽與尊嚴;完全用不著偸偸摸摸出去,用不著大把花錢買外交,其風光是李登輝無法比肩的。同樣,祇有承認“一個中國”,以強大祖國為後盾,實行三通,台灣經濟才會更繁榮,人民生活也會更美好,這十年兩岸交往中,台灣從大陸獲得七百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如果不以祖國大陸為腹地,搞戒急用忍,台灣經濟會有出路嗎?一個大中國,涵蓋台、港、澳,無論如何優於一個小台灣,而堅持分裂,是沒有出路的,祇會因“家不和,受人欺”,台灣民眾這麼多年的經歷難道還沒有飽嘗此味嗎?世界的主流、中國的主流、台灣的主流,必須不是追求對抗,而是渴望安定與繁榮,這就是主流價值,任何國家、政黨都不能自絕於此,任何人祇要偏離於此,就會失去人民的選票和社會的歡迎。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正是代表這種主流價值,也正因為是確立了“和平統一”方式,中國大陸必須作出必要的讓步。而台灣再也不能生活在少數人情緖化與非理性的陰影之下,中生代和更年青的一代應勇敢站出來,與兩岸同胞一起來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繁榮富強的民主文明的新中國。

  怎麼彌補巨大的認識落差

  兩岸各自有無數條坐下來和平解決統一的理由,兩岸都有恢復“兩會”商談和進行高層政治談判的強烈願望,但這樣巨大的需求,並不等於有這樣成熟的市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兩岸尚存巨大認識落差,不予彌合,兩岸關係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們在嘗試了各種促進統一辦法後,又把希望放到談判上,似乎祇有談判能解決一切。誠然,兩岸的談判,不管是“汪辜會談”、“高層談"、“經濟談”、“政治談”……都是有必要的,但兩岸問題的解決,並不能靠單一談判。任何單一論都會導致失敗,因為在兩岸問題後面有著複雜的成分,解決這些複雜的成分至少要求我們在談判前,各自要有一個反思階段,對對方及兩岸問題本質要有一個清醒認識,從而對自己的政策做一個必要的調整,設法找到交匯點,彌補認識落差,引導民意理性思考,這也許是不可缺少的。

  當前兩岸都“釋放了兩岸要解凍的訊息,好像明春眞要談判,顯然是華盛頓已不堪其擾,逼台北上談判桌,以穩定台海形勢”,而“台北在情感上需要與北京區隔,任何接觸都會顚覆這種區隔感,故此間不具備與北京認眞協商的心理基礎。當北京表示無不可談的讓步態度時,台北威脅反而更大,因為怕自己敵我意識消失”(台灣,石之瑜《誰來共享主權?共擔義務》。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國時報》)。台灣學者的上述分析是公允的,應該看到雙方談判的心理基礎是不夠的,何況對李登輝任何寄望無疑是與虎謀皮,而廣大台灣民眾的工作也還有待於時。

  兩岸交流雖已滿十年,但兩岸分歧並沒有減少,相反,對國家認同的距離越來越大。這十年“民間交往十分頻繁,但這祇不過是浮沙上建造的大厦,瞬息間即可能快速崩塌”(《亞洲週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兩岸應有解決自己問題的智慧》),因為這種交流“ 台灣方面總是希望給大陸人士來台,讓他們感受台灣的自由、民主、進步、繁榮;大陸方面也希望安排台灣人士看一看祖國的大建設和民族成就。雙方都抱著說服對方的心態處理交流”;“而經濟交流的功利性太過突顯,彼此自然出現疏離”(台灣,楊開煌《兩岸交流應尊重市場法則》,《亞洲週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凡此種種說明,兩岸關係要全面修復,必須先進行總結回顧,修正觀念,找到共識,作出政策調整,否則對話與談判,祇可能出現三種結果––

  (一)依然是一場你追我喊的遊戲。如同姑娘挑逗小伙子,而當小伙子若有所動,姑娘又逃之夭夭。這遊戲已出現多次,尤其“汪辜會談”中斷後,台灣不斷促談,而當大陸眞有回應時,台灣當局又借詞遁逃。這種欺騙民意和國際社會的手法,李登輝還會繼續玩下去。

  (二)沒有交匯點的傷神而漫長的談判。無助於彌合情感和提升兩岸關係,得不到結果,反而坐失機遇。

  (三)以失敗告終的談判,感情進一步破裂。因為談判需要涉及許多深層次的敏感問題,而雙方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做好讓步與調整的準備,也缺乏民意共識,因而一觸及舊傷即憤而終止談判,感情進一步受挫。

  這也許是我過於憂慮的偏見,但是,對台灣問題背後的國際因素,對台灣政經、統獨、流派……變化,包括對民進黨的認識、對兩岸認識上的落差,專致於現代化建設的十三億大陸同胞無論如何還關注不夠。大多數大陸同胞並不瞭解為甚麼台灣祇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贊成統一,不少人動輒還說要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他們不瞭解兩岸為甚麼不能以第三次國共合作來解決問題;還有一些人認為“一國兩制”既可順利用於香港必可順利用於台灣,不認為我們至少要和台灣同胞共商一個“台灣模式”。我們對台灣的認識與瞭解甚至遜於美國和香港,我們做台灣民眾工作也遜於做美國與香港的工作,因為我們有太多固有觀念,而台灣有急於挣脱祖國版圖的太多太大變化,這種認識落差是必須加以彌合的。

  幾個必須跨越的台階

  統一是必然趨勢,是人心所向,選擇分裂就是選擇戰爭。這不僅僅是中國人不允許,世界也不會支持。台灣當局急於改變兩岸關係,導致了兩岸關係的漸行漸遠,引發了衝突,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上,我們從大局出發來改變這種關係,是時勢所趨,形勢比人強,但這必須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來改變這種關係,有幾個台階至少是必須逾越的。

  第一,必須在政治上建立起理性溝通的渠道。從回顧總結十年交往著手,剔去障礙,尋找共識,共同來討論兩岸的前途和關係調整的辦法,引導民意向理性化方向發展,為政治談判奠定基礎。因此建立一個眞正有利於兩岸關係健康發展的“兩岸論壇”並非不可取,還應有理性溝通的刊物等。江澤民最近多次提出:“在我們的時代,在今日的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是國際社會獨立平等的一員,彼此之間祇有承認差别,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利合作,才能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謀求共同的發展與繁榮”(江澤民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九七温哥華晚宴上的講話》)。國與國尚且應此,何況兩岸乎!我們祇有用理性溝通,才能認識差别,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利合作。通過談判,簽訂從終止敵對狀態的和平條約,到台商保護條約等,對“一個中國”的内涵和兩岸外交空間等,廣泛協商,從而增進雙方的統一欲望。

  第二,要充分發揮經濟紐帶的作用。在世界經濟大潮中和全球投機金融面前,兩岸經濟祇能加強,而不是“戒急用忍”。台灣學者張五岳在七年“二十餘次民意調查中,發現祇要不在問題上附加任何前提,詢問民眾對直航問題的看法,均有半數以上民眾贊成兩岸直航,其中尤以工商業者對直航的需求為最高(達百分之七十八);然而,若說明直航所涉及的安全問題或附加若干前提要求,贊成直航的民眾僅一成至三成之間”(張五岳《三通政策兼顧國家與企業利益》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國時報》)。可見民意是被人為误導的。在三通問題上,民進黨尚有人有明智之舉,郭正亮公開提出:《三通談判,開創兩岸新局》(《中國時報》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羅列了三通談判對台灣六大益處,並指出:“台灣應及早突破兩岸僵局,以便在迅速崛起的中、港、台經濟圈中扮演關鍵角色。台灣應主動提出三通談判,由此逐步累積籌碼,並開創兩岸新局面”。在兩岸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新中國的進程中,我們必須就兩岸經濟作出合理的分工與規劃,而不再是單向的逆向的功利的驅動,以裨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建立起新的民族情感。

  第三,擴大交流,增加瞭解,創造共識。“兩岸應該尊重供需的市場法則,在自願、共享、創新的基礎上,重建交流的自主性,發揮交流應有的作用,所謂‘共享'就是將交流視為改正自己的偏見、掃除自己的盲點的方法,共創新的中華經濟、中華文化。”(楊開煌《兩岸交流應尊重市場法則》)。

  第四,外交休兵。當前兩岸外交攻防戰是兩岸關係緊張的焦點,大陸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主權完整,台灣不惜耗費巨資擴大外交空間。中國大陸在外交上更加鞏固和對恢復兩會商談更加主動情況下,“台北務實外交之所以快馬加鞭,其實是希望北京自己打退堂鼓;不然,起碼將來談判時對台北敬畏三分”,(石之瑜《誰來共享主權,共擔義務》)。其實,“台灣的務實外交終究祇能在中美所默許的國際烏龍下進行”(郭正亮《三通談判》)。當然,台灣民眾要求合理的外交空間與台灣當局借機製造“兩個中國”不完全是一回事,對此最好辦法是兩岸坐下來自行協商,“對”與“突”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海外學人鄭竹園提出: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已能掌握局勢,應該擴大胸懷,把復興中華民族作為遠大目標,尋求兩岸和平共榮的新模式”,“但近年雙方在國際上互拆牆腳、大撒金錢的做法、徒然為拉、非小國敲詐勒索對象,對兩岸國際地位無所增損,對雙方經濟發展毫無裨益”(鄭竹園《中共應尋求兩岸和平共榮新模式》,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這的確值得雙方思索。

  第五,台灣問題中始終夾雜了複雜的國際因素。這些因素有冷戰的產物與意識形態的文化差異,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對峙,致使反共情結移為反華情結,加上“文革”之類失误,一變而為同情台灣情結。因此化除误解,向世界正確宣傳我們的兩岸政策,爭取國際的認同與支持,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工作,同時特别要進一步做好美、日工作,也應由對台問題專家去做宣傳,以改變他們的偏見,減少統一的阻力。

  總之,中國在世紀之交走向統一的進程中,需要有新思維,需要一步一步地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將願望變為現實,創造恢復“兩會”商談和進行高層政治談判的基礎,兩岸關係再也不能滯後於國際格局和中美關係。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一九九八年二月號,作者:章念馳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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