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國家的最終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強烈而正當的願望，是事關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感情，是中華民族百年奮鬥史的一個崇高目標。自從香港澳門回歸以來，國家的最終統一，祇剩下了台灣。台灣問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了。於是，人們不約而同要求台灣問題不應無限期拖延下去，急盼國家最終統一的豪情溢於言表，一種儘速實現完全統一情緖彌漫神州上下。然而，台灣問題的複雜程度卻愈發彰顯，國際勢力的干涉也進一步加深，台灣朝野對統一抗拒的情緖也更加激烈，統一反變得複雜而遥遠。人們開始為此噪動，甚至要求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先停下來”，以一戰求統一，完成統一後再去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對此人們議論紛紛，中國的最終統一成為跨入二十一世紀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一個焦點問題。
就統一論統一，就兩岸問題論兩岸問題，恐怕絞盡腦汁也難有良方，因為統一不是一個單純的統一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怎麼看待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怎麼看待國家最終統一問題，兩者應確立甚麼樣的互動關係，是一個必須認眞思考的問題。
要思考這樣一個重大命題，我認為必須從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内外形勢，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發展趨勢，及我們的觀念與政策這三大方面去加以理性的分析與論證，去探索一個有利於中國現代化與統一的結論。
來自外部的強大挑戰
中國要擺脱貧困落後，也要現代化，要與現代化國家人民一樣享受現代物質與文明，這是廣大中國人民正當與正常的欲望與追求，中國共產黨確定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順應和代表了人民這根本利益與願望，提出了中華的騰飛與崛起，實行改革與開放，力圖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共享人類文明，中國雖然反對霸權反對大國主宰世界，但中國不欲當頭，因為中外力量相比，我們還處於劣勢，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向世界說不，即使中國強大起來，也不想威脅别人。在未來半個世紀，中國依然是處於被别人威脅的狀態中，不明瞭此，中國便會失去起碼判斷而犯下錯误。
在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外部環境中，東西方的關係，尤其中美關係––這重中之重的因素，清楚地告訴我們，西方正把中國的崛起作為他們的潛在威脅而加以防範與遏制。他們會用經濟的（貿易保護與反傾銷等手段）、政治的（人權、民主、台灣、西藏、宗敎等問題）、文化的（西方的價值觀等）、軍事的（向台灣出售武器、利用日美安保協議等）來限制中國發展。美國與中國“試圖建立一種戰略伙伴關係（這意味著雙方要親密無間，並追求一種並不存在的共同的目標），尋求共同利益與潛在合作領域（如朝鮮半島的穩定問題）。然而，美中關係的地位不得高於美日、美韓及美澳聯盟”（二○○○年七月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美國國家利益》報告）。而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美國將成為中國完全統一的最大阻力：如果和平努力無效而中國要武力統一台灣，“美國必須繼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武器及不言明的軍事支持”（同上），將不惜與中國軍事對抗，而美國的軍事實力目前遠在中國之上。這就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今天至未來二三十年自己所處的地位。
中國要實現崛起，然而在全球經濟結構中，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佔據了新科技革命、信息產業、跨國經濟、知識經濟的市場優勢，並壟斷了技術與市場，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過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要支付的代價，是巨大的，這已經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祇需付點“學費”而已，而是整個社會結構調整將帶來的風險。
面臨嚴峻的内部挑戰
但是，二十一世紀初眞正嚴峻的挑戰，恐怕還是來自我們的内部。
江澤民主席最近講：中國現代化發展已進入第三步戰略目標，“應清醒認識到，完成這個任務有難度有風險，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實施科敎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搞好西部大開發，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體系，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的機遇風險”等，都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而在迎接這樣嚴峻挑戰中，我們的條件是有限的。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會產生超出我們能力範圍的空想或妄想。
許多專家學者也撰文列舉我們面臨的挑戰，幾乎大家都意識到我們的困難。有的困難屬客觀條件，如我們的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缺少耕地，水資源匱缺，人均資源不豐富，加上這些年來生態的破壞……等等；有的則是結構性矛盾，如東西差異、政企不分、行業管理力量薄弱、監督機制不健全、貪污腐敗猖獗、民主法制不完善、機制體制的改制跟不上……；有的則是新生問題，如加入WTO後自下而上的改革，較之過去二十年自上而下的改革，難度更大，問題更多，社會承受力和矛盾壓力更重，需要完善的法制更多，政治體制改革壓力更強……。除此之外，還有強大的統一與分裂的鬥爭及宗敎、人權、民族、治安等問題的挑戰。這一切對執政黨無疑構成了強大壓力。然而，後退是沒有生路的，要前進必須去迎接這些挑戰！生路在繼續改革開放，希望是在儘早實現現代化。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雖已成功完成了香港、澳門的回歸，但不等於香港澳門問題已不再成為我們現代化進程中的障礙，港澳回歸祇是港澳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整合。今後的新問題會層出不窮，回歸後怎麼與祖國現代化進程進行再整合，必將成為一個新任務。而台灣與祖國大陸統一前的整合，可以說僅僅是初創階段，還停留在交流交往階段，政治談判還未見端倪，統一尚待時日。整個中國現代化内外整合，需要分階段地進行，這種整合是一個艱巨而複雜的過程。統一不是孤立問題，在我們内外條件還不十分具備的情況下，如何統一何時統一，應當服從現代化大局和我們的中心工作。
面臨強大的統一壓力
中國近代的不統一，是由西方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是國家積弱成疾，再加外邪入侵，造成割地賠款，國土分裂。兩岸問題雖是國共内戰產物，也是因西方插手而造成長達半世紀的分裂，因此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已非是純粹内政問題，它是由國際因素、島内因素、大陸因素構成的一個複雜問題，是中國擺脱過去走向未來過程中一個不可不逾越的障礙，已絶非是一個單純的統一問題。
對於最終統一的最後一個問題––台灣問題，是由上述三個因素構成，海内外幾乎沒有異議，祇是這三個因素中ABC關係的主次，排列從無定論。當李登輝急驟推動台灣的“金錢外交”、“獨立建國”、“新台灣人”及至“兩國論”，人們認為島内因素應是第一位的。當美國允許李登輝康乃爾之行，和美國發表“三不”與“四不”，杜絕了“兩國論”國際化時，人們又認為國際因素應是第一位的。當“江八條”發表和祖國大陸宣佈台灣不能無限期拖延，以及致力政治談判時，人們又認為大陸因素是第一位的。這三個因素的排列組合秩序，決定解決這個問題的矛盾主次。我認為，大陸因素應是首位的，因為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組成部分，它既是一個障礙又是一個挑戰，同時也是一個動力和助力。祇有從整個現代化著眼，才能有智慧和能力解決這歷史遺留的問題；祇有完成整個中國現代化整合，台灣問題才會得到最好歸宿。而島内因素是視中國現代化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建設程度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祇有台灣多數民眾誠擁統一，少數推行台獨的政客才不會再有“選票”；祇有内因起變，祖國大陸與國際因素的外因才能發揮更積極作用。因此，祖國大陸要勇於承擔起第一位的責任，而不能把不統一責任推向其他因素。如果祖國大陸不能戰勝前進道路上内外挑戰，那麼，統一問題同樣是不能解決的。
“三個代表”和“三個有利於”與“統一”的關係
應該說，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追求統一，和台灣人民的追求和利益是不相矛盾的。
當年鄧小平率領十二億中國人民開始中國現代化征程，他提出了“一個中心”和“三個有利於”的方針，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江澤民主席在最近指出，中國現代化關鍵取決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即人們所說的“三個代表”。從“三個有利於”到“三個代表”都強調了發展生產力和強調了要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國發展方向。這是我們的奮鬥方向。而國家的最終統一，正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得以最終實現，統一與現代化不是對立的；同時，統一也不是超越這中心工作的孤立問題。
目前中國現代化已邁入第三個階段，有難度有風險，形式變幻莫測，“形勢越複雜，任務越繁重，鬥爭越尖銳，我們就越要堅持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基本綱領，堅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堅定不移為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目標和總任務而不懈奮鬥。這就是我們的主心骨。有了這主心骨，我們就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漁船，眞正做到抓住機遇而不喪失機遇，開拓進取而不因循守舊”。這“主心骨”也就是“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和“三個代表”。因此“凡是在重大鬥爭和突發事件中，能夠保持清醒頭腦，站穩腳跟，並組織和帶領群眾戰勝困難的人”，能堅持這“主心骨”的人“就應該予以重用或重點培養”（江澤民二○○○年六月九日，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之，故意將其他問題凌駕於此之上，衝擊我們發展生產力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切貌似正確的“宏論”，都不應輕信，持這種觀點的人，也不應重用。
對於台灣同胞的種種疑慮，如果我們用“三個有利於”和“三個代表”理論去細微解說，並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實際變化，是完全可以做通工作的，因為我們的利益與追求與台灣廣大同胞的利益與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這樣去做。而民進黨的追求甚至與我們也有某些相合之處。民進黨當年作為體制外的反對黨，反黑金反社會不公反國民黨專制，追求社會的更大進步與合理。但他們不接受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呼出了“台獨”口號，至於執政後，在今天仍堅持“台獨”，是否代表多數人民利益，是否仍應該廢棄，也是一個怎麼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民進黨中務實人士也正在思考與調整中，包括台灣民進黨在内的台灣各階層各黨派並非沒有可塑性，從許信良的“大膽西進”，施明德的“大和解”，最近謝長廷的“民進黨不排除統一”，證明獨立並非台灣唯一選擇。歷史將中國分成大陸、香港、澳門、台灣這樣的兩岸四地，變成了四個區域；港、澳、台的現代化發展我們從不反對，他們的進步與發展也是中國人的驕傲，這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祖國大陸正後起而追，一個中國從四個地區朝著同一個目標奮進，兩岸四地不斷整合，從經濟––文化––政治，逐步完成中國人的美夢––富強與統一。現代化不是統一後的使命，而是在這過程中逐步完成統一。如果祖國大陸動亂，分裂、貧困、專制，也決不是港、澳、台之幸，我們沒有理由對立起來。
統一與中國現代化關係
中國人民擺脱落後，致力富強，選擇現代化道路，走了一條異常曲折的道路。在推翻舊中國後，摸索怎麼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也是走了一條異常坎坷道路，直到近二十年，才在鄧小平率領下走上了一條改革開放正確道路，國力才稍有增強，但離一個強大繁榮文明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還十分遥遠；我們的綜合國力、經濟與政治改革、現代化的國防……都遠遠沒有完成，若滿足於小有成就，動輒就言停下經濟建設先去幹這幹那，揚言有實力要打下哪裡就能打下哪裡，這是極不負責的言論。當然，當“和平統一”基礎被破壞，人們依賴軍事統一，希望儘早解決台灣問題，這種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時候，國家發展總有首要目標與次要目標之分，鄧小平曾想將統一台灣作為八十年代主要目標，但他後感此事已非國共第三次合作可以解決，轉而告誡全黨全國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今天看來，他的想法依然正確。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整合階段，它有許多内涵和使命，統一祇是其中任務之一。統一將隨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而逐步實現，正像國有企業改造與健全民主和法制，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完成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花三年五年時間也祇是完成一個階段的整合，今後還有很長的整合過程。統一也是如此，更不能一氣呵成，對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要有充分認識。
統一與分裂是隨著祖國大陸現代化的程度，此長彼消，時間與力量對比、觀念與信任變化、差異與差距縮小，優勢與主動權均在我方、應該有此自信，不必恫嚇我們的同胞與領導人，好像此時不完成統一就是李鴻章。這些激進的貌似公正的宏論，實際是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認識不足。有人說，台灣正在向“國家化”發展，現在不解決台灣問題，我們都將是歷史罪人，這也實在是對台灣問題的本質的無知。台灣民眾由歷史與現實衍生的求名份求安定求發展的心理，他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與對“一國兩制”的懷疑，是應該給予理解的，這與李登輝搞“兩個中國”及台獨分子搞“一中一台”是有本質區别的。對台灣民眾的疑慮，我們要加強工作力度；對台灣民眾的願望，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是可以得以滿足的。我們強調現代化在統一進程中的重要性，並不否定加強軍事現代化的需要，並不排斥積極做好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準備；祇有具有這種實力，“和平統一”才不會被肢解。但這不是我們的首選，而是我們現代化與統一的後盾，這個關係是不容顚倒的。但是，統一又不是隨中國的現代化就會自然解決，現代化也代替不了統一，統一還是要作為一椿重大事業，加以規劃，紮紮實實去做，一件事一件事去辦，辦不好也是統一不起來的。這問題的關鍵，首先要有正確觀念，給予恰當的定位。觀念對了頭，一通百通。
兩岸問題的本質，不是簡單的統獨之爭，也不是族群、省籍之鬥，更不是哪個開明人士來當選台灣領導人，不是單純的力量對比，不是以大吃小，不是制度優劣的比較，而是兩岸中國人對自己未來、命運、利益的一種選擇，統一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中國，這才是中國人最明智的選擇，統一問題祇能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整合加以實現。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統一與現代化關係的戰略思考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即中國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歷史時期，是中國發展與轉型的最關鍵時期，它充滿從來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充滿種種挑戰，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矛盾與中心工作。尤其“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已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動力量，我們必須緊跟世界潮流，抓住那些對中國經濟、科技、國防和社會發展具有戰略性、基礎性、關鍵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課題，抓緊攻關，自主創新”（江澤民二○○○年八月五日會見諾貝爾 奬獲得者的講話）。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問題，包括我們必須有現代化的軍事力量，祇有這樣我們才能贏得和平、贏得發展。
台灣問題與統一大業，是整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從思想上正確擺正統一大業與現代化建設這中心任務關係，不被干擾，不被台灣問題拖著走。先要調整某些觀念，若思想、觀念與認識不解放，跟不上二十一世紀初的發展形勢，統一的步伐也一定邁不開。統一問題也有一個從甚麼高度審視的問題，如果從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看，統一問題必須放到現代化的全局戰略中去思考，不應把統一問題凌駕於現代化之上。李遠哲近言：一個中國和統獨都不是問題，“到底要變成怎樣的中國，才是最重要的”（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聯合報》專訪李遠哲）。
台灣前“行政院長”唐飛也表示：“一個中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而是一個‘未來繁榮的中國’”（二○○○年九月六日《亞洲週刊》）這些觀點在台灣正在變成共識，與我們觀點也開始有交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力量對比與我們自己事情沒有完全辦好之前，台灣問題不可能輕易解決，甚至還會鬧得很兇。要讓一小撮台獨分子與分裂分子安分守己，要讓為數眾多台灣同胞一天就轉向統一是不現實的；同樣，妄想讓全世界公認的“一個中國”變成“兩個中國”，要讓十三億中國人民接受台灣獨立，也是白日做夢。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台灣問題仍將是我們的嚴重挑戰，還會有折騰，有時還會掀起幾尺浪。要台獨分子老老實實是做不到的，但他們也翻不了天。因此對於兩岸關係要有一個正確定位，從而進行正確引導，讓台灣問題不再成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國家發展的包袱與阻力，而要成為激發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動力與助力！
在思想與戰略上不受台灣問題干擾的基礎上，我們還是要十分重視對台的具體工作，要講究戰略與戰術。這就要加大做台灣民眾工作的力度，用鄧小平––江澤民對台學說，與“一個中心”、“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思想，來做台灣民眾的思想工作，消除他們的疑慮。這裡就必須發展國家統一學說的理論，並以這理論來指導工作，跟上新形式，去解決新問題；使我們站在兩岸關係之上，掌握大局、指導大局，使我們騰出時間與精力致力於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而不是陷於兩岸矛盾之中。錢其琛副總理最近對“一個中國”及兩岸關係新的闡述，就是對鄧小平學說與國家統一學說的發展，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在完成國家最終統一的過程中，理論創新與觀念調整也要與時俱進，對於兩岸關係中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法律、事務等諸方面工作，也需要一一規劃，一步一步推進，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了。統一大業不是事務工作，國家宜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協調各方力量，吸納各方人才，來科學規劃從容應對統一進程中的各種問題，建立有效的機制與體制，並要有前瞻性的研究。那麼，我們不僅能掌握統一的主動權，而且能確保現代化進程的順利發展。這就是現代化進程的一種整合，這種整合包含統一前與統一後幾個階段，對此，我們應很好規劃。
為統一求統一，統一路漫漫；為政治談判求談判，談判遥無期。如果我們的目光祇放在台灣頭面人物與政客身上，無疑是與虎謀皮；我們必須與島内和全世界華人、各國有識之士，建立起廣泛的反獨促統聯盟，把工作做到廣大民眾心坎上，爭取多數人的認同。急欲統一，往往欲速不達。從建設一個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現代化中國著手，分階段實施統一目標；我們不僅能撫平歷史的傷痛，最終統一也必會在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過程中得以早日實現。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新中國，才是台灣問題最終的歸宿，也是海峽兩岸中國人最榮耀和美好的選擇與歸宿，也是全球華人共同的理想與追求。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二○○○年十二月號，作者：章念馳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