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四日，錢其琛副總理在紀念江澤民主席促進祖國統一“八條主張”發表七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兩岸關係史上一篇極其重要的文告，必將對統一大業產生重大影響，其意義與内涵值得海内外一切關心統一大業的人士重視，這也是打破兩岸僵局的契機，我願先將自己解讀之見敬獻給各位，冀望引起各方深入研究之興趣。
一次成功的與台灣同胞的對話
從一九七九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宣佈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至今，我們始終堅持以做台灣民眾工作為主的基本方針，並寄希望於台灣民眾的一貫政策，但我們對台灣民眾的心態，對台灣民意的流轉，卻始終把握不好，因此我們的政策與主張，並沒有獲得台灣民眾的完全理解與支持，對台灣民眾的歷史悲情與現實追求，缺乏深切瞭解，加上某些人與某些政治勢力刻意歪曲，被妖魔化後我們的政策與主張，反成了台灣民眾害怕與憎惡的印象。如果我們不瞭解台灣，台灣也難認識中國，統一大業必然徘徊難達。
因此，這些年來，中國大陸一直試圖瞭解台灣，瞭解台灣的歷史遭遇到底對台灣民眾的心理與現實產生了甚麼影響，台灣的“本土化”對台灣的政治與民眾思想產生了甚麼作用，台灣的“民主化”對台灣同胞心理帶來了甚麼變化。但兩岸畢竟分隔了這麼久，兩岸畢竟隔了一個這麼汹湧的海峽，兩種制度產生的社會生態是這麼迥異，因此彼此認識的疏離與碰撞實在是在所難免。因此我們簡單地責備過不認同統一的是“台奸”，不接受我們主張的是“台獨”，並用我們的民族大義鞭子鞭韃對方……我們說過硬話，也說過軟話，表示理解台灣民眾當家作主的願望，但都沒有讓台灣民眾眞正感受到來自對岸的善意。
而這一次紀念“江八條”大會，照例是宣示我們對台主張與政策的一次集會，但錢副總理此次卻改變了各說各的模式，通篇講話採用了與台灣同胞直接對話方式，將我們的主張與看法，娓娓與台灣民眾道來，如此平和理性，沒有一句重話狠話，甚至連“不放棄武力”這樣的話，也不出口，而是問寒問暖，對“去年以來，台灣同胞經受了經濟衰退與自然災害的雙重侵襲，我們對此感同身受”，表示慰問，對島内政局混亂與經濟下滑，“我們眞誠希望台灣同胞，不分省籍，不分地域，和睦相處，共同發展”，“我們希望台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對兩岸關係我們提出了許多建議，對兩岸經濟，我們重申“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貿交流”、“我們願意聽取台灣各界人士關於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密切兩岸經濟關係的意見和建議”，對兩岸文化，“我們歡迎更多的台灣青年來祖國大陸學習深造，開創事業，施展才華”，關於兩岸關係和涉及台灣同胞切身利益的各種問題，“我們願意廣泛聽取充分尊重廣大台灣同胞的意見”，也繼續歡迎“台灣各黨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議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並來大陸“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等等。
錢其琛用這種方式發表講話，這樣懇切地與台灣同胞共商國是，誠懇地徵求台灣民眾意見，這是過去很少見到的。在中國大陸，自二三十年代始，萬事先講求一個“立場”，以至人們感到祇有說硬話，才是立場堅決正確，和顏悦色則是立場不穩定的表現，會被斥為“唸和平經”，是示弱，人們習慣“寧左毋右”，因此強硬者被尊為雄鷹，卻忘記了對自己同胞應有的態度，而這種貌似正確的態度恰恰是把自己同胞推給了“台獨”陣營，這種敎訓不勝枚舉，也違背了“做台灣民眾工作”的起碼政策。而錢副總理這次帶頭一改常態，以平等的態度、懇切的語言，向台灣同胞叙述江澤民主席推動兩岸關係的八條主張，並就台灣民眾關心的問題，闡述我們的主張，實在是建立了做台灣民眾工作的範例。
錢副總理講話立即在國際社會及台灣島内引起積極反應，《聯合報》一月二十八日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四民眾認為錢講話對台是友善的，比去年十一月的民意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四，有百分之三十八民眾認為目前兩岸氣氛偏向友好，而認為兩岸關係仍處敵對的僅佔百分之三十二，這是九年來民眾首次認為兩岸關係偏向友善。西方社會普遍認為錢講話思維的改變是自信的增加，並把球踢給了台灣當局。台灣朝野也一致予以好評，這也不敢漠視民意肯定的東西，學界稱錢講話是“兩岸機會之窗”，“表達了兩岸之間要少政治、少误會、少打壓的善意”，大陸“對台灣的彈性愈大，兩岸就愈容易交流，民眾就會愈有好感”（高希均《台北大愛，北京大度，兩岸機會之窗》，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報》），台灣新内閣“行政院長”游錫堃表示，將“派遣有關人員前往大陸訪問，並就雙方關切的議題，例如兩岸投資保障協定，小三通或是對九二會談過程及結果解讀的爭議等，廣泛交換意見”（游錫堃《我擬派員赴大陸訪問》二○○二年二月二日《中國時報》）。
錢副總理與台灣民眾的直接對話，其内容得到台灣民眾的廣泛理解與認同，政策宣示的效果比以往要好，這是令人鼓舞的，其最大成功是開始眞正面對台灣多數人，而不再是把眼光放在當局、政黨或少數人身上。的確，這是瞭解台灣的良好開端，在今日台灣，在票選政治的生態中，民意是確確實實被尊重了，民進黨也好，國、親、新三黨也好，無法取得民眾認同，就休想獲得選票，休想當選執政。陳水扁在《世紀首航》一書中也曾坦言，民進黨必須轉型，否則就祇有一次執政機會。從這一點講，台灣民眾成了台灣頭家，不瞭解這一點，不能爭取台灣民眾認同，再好的政策再大的善意，也無法實現。祇有讓台灣民眾瞭解了我們的善意，他們才會去制約台灣當局，才會譴責有些人不走陽光大道去走獨木橋，才不會為台灣去殉葬。不瞭解台灣這種政治生態，不瞭解台灣主流民意，統一也就如緣木求魚。正如俗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完成統一大業，必要先獲台灣民眾認同，而祇有善解人意者，才能為人認同。錢副總理放下身段親做台灣民眾工作，這對中國大陸各級對台幹部來講，是一個很好範例。
一次成功的政策宣示
瞭解台灣固然重要，但對台灣民眾來講，認識中國大陸，即認識中國，亦同樣重要。要認識中國，我們的政策與政策的宣示是最最要緊的，政策的正確與成功與否，關鍵是政策能否實事求是，思想能否與時俱進。錢副總理這次講話，不僅僅開創了成功的直接對話先例，更重要的是宣示了我們新的政策新的思維。
這些年來兩岸僵持與分歧集中於三個問題：一是一個中國的認定；二是兩岸經貿交流；三是怎麼看待民進黨執政，錢副總理對這些問題一一作了實事求是的政策宣示。
關於一個中國原則與九二共識問題
兩岸關係鬥爭的核心是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分離勢力的“去中國化”鬥爭，對偌大的中國大陸，要實現現代化，要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勢必要完成國家統一，不統一現代化與民族復興都會受到干擾，西方反華勢力與國内分裂勢力必然會利用不統一來製造障礙，勢必要分散精力與財力，弄得不好還會兵戎相見，互相殘殺，經濟倒退，社會混亂，代價慘重。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積弱以及西方對它的分裂，敎訓十分慘重。因此，中國大陸捍衛一個中國原則是無可厚非的。
一個中國在台灣原本並不是一個問題，但隨著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台灣民眾擺脱了被奴役與專制，實現了“出頭天”，當家作主了，同時面臨大陸的日益強大，面臨的統一壓力也越來越大，而島内分裂勢力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下也在日益壯大，尤其李登輝執政後，有計劃地推行了“去中國化”路線與獨立建國的“國家化”方針，使兩岸關係高度緊張。一邊要統一––“一個中國化”，一邊要獨立––“去中國化”。而台灣廣大民眾在統一前要求一個“身份”，要討一個“說法”，要求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承認他們選出的“政府”，承認他們有權選擇未來。中國大陸對這複雜狀況非常躊躇，怕承認了“中華民國”與“政府”會形成事實上的兩個中國，所以一再重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甚麼都好談，但這種蹉跎卻使台灣分裂勢力更猖狂地推行其挾民意行兩個中國的罪惡圖謀。台灣當局某種做法恰恰是滿足了台灣民眾求身份之心，因此台灣民眾不知不覺認同台灣就是一個國，這個國就叫“中華民國”，李登輝稱之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執政的民進黨稱之為“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所以不需要再獨立建國了，這在一九九五年之前是並非如此的。這個政治僵局，罪不在“本土化”，也不在“民主化”，愛家鄕與愛祖國自古不矛盾，民主化更是兩岸的共同追求，罪在於推行“去中國化”的李登輝路線，致使兩岸在政治上幾乎不存在迴旋餘地，主權認同的對立，使兩岸關係朝著兩國關係迅變。而獲得“出頭天”的民眾還不能意識到這嚴重後果，他們還沒有感受到統一與一個中國的好處與尊嚴。
面對兩岸政治困境，中國大陸一再務實調整一個中國政策，從“江八條”––汪道涵“八十六字說”（平等協商，共議統一）––“錢新三句”（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甚至願以“九二共識”（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共識）來代替對一個中國的認同，但這些努力顯然仍未獲台灣民眾一致認同，台灣當局也有了拒絕統一的“理由”。這次錢副總理說“九二共識”是“體現了妥善處理分歧，有效打破僵局的政治智慧”，強調雙方若能以此“靈活的方式求同存異，建立互信，務實談判，面向未來”，則可以視為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基礎，台灣當局祇要在這基礎上“採取認眞的積極的實際步驟”，兩岸就有望打破僵局重開會談。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大讓步與很務實的舉措，值得台灣民眾理解，值得台灣當局珍惜。正如台灣學者所稱：“中共創造了一種示範效應，用他自己的方式調整了對台政策，不能不承認北京是可敬的對手，他們為台灣提供了一個良好機會”（董立文《北京出招把兩岸推向新競爭場域》，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聯合報》）。台灣《中國時報》一月二十八日社論也指出，“我們認為執政當局還是不能迴避‘九二共識’的議題”，台灣應“注意錢其琛在形容九二共識時特别強調‘照顧各方利益，以靈活的方式求同存異’”，台灣當局要考慮“怎麼利用這種難得的機會之窗，締造嶄新的局面”。
新形勢下的兩岸經貿關係
兩岸儘管政治冷，而經貿關係卻越來越熱，但怎麼解讀這經貿熱，兩岸都有不正確的解讀。大陸有些人認為火紅的經濟關係養肥了“台獨”，指責有些台商在大陸賺錢，回台灣投“台獨”的票，我們是吃虧了；台灣有人認為，台商大量去大陸，台灣產業會空心化，會助長大陸經濟發展，台灣也會被大陸拖過去，必須“戒急用忍”。這兩種想法都是以政治分歧干涉經濟。
在兩岸先後加入WTO後，錢其琛認為“雙方都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也將接受相當程度的挑戰”，“進一步發展兩岸經濟關係，是客觀趨勢所至，是兩岸同胞所願，是雙方利益所在”。因此我們重申，“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貿交流，限制兩岸經貿合作的人為障礙，應當儘快拆除”。我們不得不看到政治分歧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干擾仍在，總有一些人樂意製造兩岸的緊張，從而顯示個人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殊不知經濟是互利的，是兩岸關係的基礎，對上層建築必將產生深遠影響。從短期講，政治決定一切；從長期講，經濟關係決定一切，切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揠苗助長。兩岸都是中國人，加入WTO後，如何保障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兩岸四地怎麼走共同發展道路，走共同繁榮的道路，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大陸不僅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腹地，更是台灣企業界施展身手的舞台，台企也是我們的民族企業一部分，應該建立起一個更大的利益市場，不僅讓台灣大企業獲利，更要讓台灣民眾，包括南部民眾，包括農民獲利，使他們切實感受統一的好處。經濟上的共同發展，政治上的共議統一，必將為兩岸關係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這些年來兩岸經濟雖很紅火，但總的來講，兩岸經濟的結合度水準並不高，產業的分工與合作也不夠，與國家產業發展的結合度還不夠，新的合作模式探討也不多，如“兩岸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區”、“金馬試驗區”、“陸資入台”等，因此錢副總理提出：“為推動兩岸經濟關係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我們願意聽取台灣各界人士關於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密切兩岸經濟關係的意願和建議”；“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長期繁榮，廣大台胞可以更加廣泛、直接地參與管理國家大事，共同致力於國家的和平發展”，“共享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尊嚴和榮譽”。這可以說中國大陸最高層的嶄新思維，即對兩岸關係先政治還是先經濟，終於有了個說法，經濟可先於政治僵局而行，這充分表現了對“和平統一”的誠意，值得台灣民眾與朝野重視，並積極回應。
怎麼看待民進黨執政
二○○○年三月十八日，民進黨登上了台灣執政舞台，兩個“台獨”色彩濃厚的陳水扁、吕秀蓮出任台灣當局領導人，這實在是大陸不願看到的結果，在大陸眼裡，台獨=民進黨，扁吕=台獨，大陸被逼到祇有動武的角落了，整個中國現代化與民族振興的大業，幾乎被逼得停頓下來。幸好扁“政府”執政業績太差，島内處於自亂之中，祇好宣佈“四不一沒有”，沒有進一步挑戰“一中”的能力，而大陸經濟實力又迅速上升，使大陸有了個觀望的機會，兩岸關係被暫時穩定下來，這給我們重新認識兩岸關係與重新認識民進黨帶來了機會，使我們對民進黨的政黨特性、民意對民進黨的制約、民進黨轉型的可能性，未來政局與民進黨的前景，有了一個冷静的思考。
如果從感情上講，大陸是難以接受民進黨的，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難免有感情色彩，易聽與大陸有關的人聲音，易接觸與大陸有關的人，而不易與我們陌生的或跟我們不同觀點的人交往。但從台灣政治生態與台灣民意來講，民進黨間有基本敎義派與非基本敎義派之别，民進黨有變與不變之别，民進黨内有務實與不務實之别，這一切均受制於民意，而台灣的主流民意不是求獨立或求統一，是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所以民進黨内也不得不為此痛苦而緩慢地轉型，也不得不走“新中間路線”，因此，民進黨不等於就是“台獨”，應有全面客觀分析，如果我們長期不與這個執政黨打交道，不僅不唯物，而且也不利於做其他黨的工作，祇會把民進黨統統推到李登輝的懷抱，也不利於最終的統一。所以錢其琛表示“我們認為，廣大民進黨成員與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是有區别的，我們歡迎他們以適當身份前來參觀、訪問、增進瞭解”。這是我們對台政策的重大調整。
對這樣的調整，台灣民意是滿意的，據《聯合報》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公佈的“民意”，有百分之六十七民眾肯定中共願與民進黨人士交往。這顯然既不是大陸的示弱，也不是大陸趨炎附勢，而是科學與客觀的面對，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上述諸多問題，錢其琛副總理報告中均有新的政策宣示，這決不是文字遊戲也不是故意說點好聽話取悦台灣民眾，而是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認識的升華，也許整個中國或每個中國人還不會一下子轉變陳舊的認識，就如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至今還有個别人反對，江澤民說“三個代表”，也還有人不執行，一個這樣大的國家，很難做到舉措劃一，但先進正確的思想，必將戰勝陳舊落後觀念，必將影響兩岸關係朝著健康方向發展，從這一點講，“江八條”––紀念“江八條”七週年錢其琛的講話，是兩岸關係史上重大事件。
進一步克服“認識中國、瞭解台灣”的盲點
錢其琛講話創了九年來兩岸關係和善的新高，但據民意反映，還是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台灣民眾認為大陸對台灣民意不夠瞭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這說明台灣認識中國，大陸瞭解台灣，還處於充滿盲點的狀況之中，不承認這一點，不改變這一點，要改善兩岸關係，走向最終統一是無望的。
大陸對台認識近十年有了許多改變，越來越貼近台灣現實，這是非常可喜的變化。我們原來對台思維基礎太陳舊，一直認為台灣是一個失敗的逃往台灣的殘餘勢力，因此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雖然後來改“解放台灣”為“和平統一”，但思想深處仍是“對抗思維”，是要解決對方消滅對方，大家雖然都尊敬鄧小平，但對他“讓也不吃掉誰”思想還是不能入心入腦，對“和平統一”要付出的代價更沒有足夠的認識，對於統一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缺乏思想準備，在順利完成港澳回歸後，盲目認為兩岸政治談判條件成熟了，“一國兩制”既可成功實踐於港澳，必可成功實施於台灣，對“一國兩制”怎麼與台灣實際結合的思考簡單，對美國因素在台灣問題上影響力更認識不足，民族主義的情緖常常壓過理性思考，對統一大業與現代化建設關係認識不清，不少人認為解決了台灣問題再建設現代化無所不可，大不了與美國一起打一仗，人們既渴望改善生活與追求現代化，又不知怎麼珍惜建設現代化的機會，工作重點也放在政治上多，對台灣島内變化缺少細緻分析，對台灣民眾有别大陸同胞的經歷對他們思想與性格產生的影響，對台灣政治生態變化產生的社會現象與民意變化，對台灣民意的弔詭與台灣政局的複雜，缺乏認知，也不可能去細心瞭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太忙碌了，多數大陸同胞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致往往憑主觀意識判斷台灣問題。
以上種種盲點決不是哪一部門哪一個領導的責任，中國是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這麼眾多人口，文化基礎又這麼薄弱，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我曾去一個窮山區，人們温飽尚靠救助，但說起台灣問題人們無不不惜一戰，再苦點也無所謂。在錢副總理講話後，我接待了一個台灣學者，他說他很為錢副總理講話折服，但他從北京到上海，一路卻聽到很多雜音。的確，這麼大的國家，背負這麼重的傳統包袱和固有觀念，要實事求是瞭解台灣，要從“對抗思維”變為“融合思維”，何其難呵！統一的快慢，兩岸關係的好壞，不是對台部門一家的責任，這是要全黨與各行各業共同努力才能奏效的。這就決定了統一大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這也是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之艱難。我們不能要求中央的正確認知一天就變成各部門的統一認識和全民的共識。台灣問題眞是急不得、慢不得又放不得，任何簡單化情緖化，祇會使問題更難解決。因此，祇有對台灣認識越深切，台灣問題才越易解決。
而台灣同樣對認識中國充滿盲點，台灣雖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被人為分隔已久，因此對中國大陸認知盲點甚多，加上西方反華勢力對大陸妖魔化的宣傳。李登輝成功地將反對國民黨轉變為反中反華，大陸“文革”等錯误造成台灣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害怕，以及大陸習慣式的強硬言語與姿態產生的對立，造成台灣認為有權選擇自己未來，乃至脱離中國，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性格與傳統，對中國大陸對統一的渴求，對統一會給兩岸帶來的巨益，皆認識模糊。因此兩岸高度缺乏信任，政治僵局還一時難以打破。
而錢其琛副總理這次講話，顯示出我們對台灣問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有助於台灣認識大陸，也有助於大陸瞭解台灣，認識有了基礎，統一才會有基礎，僅從這一點講，大陸充分展示了誠意，展現了新思維，伸出了同胞情誼之手，眞是值得兩岸同胞與全球華人，共同珍惜，積極呵護，同結碩果。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二○○二年三月號，作者：章念馳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