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總書記在建黨八十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中國人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革命鬥爭的正反經驗，深入闡述了一個由革命黨過渡為執政黨的歷史使命，這是指導未來數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綱領，其核心是“三個代表”學說。這學說絕非是一種空想，而是對馬列至毛鄧學說的總結與發展，它是對客觀規律的總結與發展，是對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的發展。人類總是要有所總結有所發展，正如莊子所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此乃古今先進人士之職責，唯有這種判、析、察，才能推動理論的與時俱進，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三個代表”學說，倡言於一年前，迄今已為很多領域接受，此學說與祖國統一大業是否相合，能否用於指導兩岸關係，卻罕有文闡述，也許統一是一個不允許隨便討論的禁區。我認為“三個代表”學說同樣適於統一大業，其理由概述如後。
兩岸關係是否是無序的
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做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卻沒能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統一台灣只能留在二十一世紀完成，成了二十一世紀三件大事之一。台灣問題在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最具爆炸性，因為我們似乎無法控制台灣局勢演變，而兩岸關係的驟變則與我們固有的統一觀有很大衝突，勢必要我們在這中間作出選擇。兩岸從1992年“一個中國不是問題，三通交流是問題”，到如今變成“一個中國是問題，三通交流不是問題”，這真是出了大問題。台灣竟有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灣鄉土文化竟欲不承認它是中華文化中的一支，這是大陸同胞匪夷所思的，而我們的“文批武脅”，效果似乎不彰，台灣領導人的選舉與台灣政局演變，似乎也不按我們的希望轉動……。一切顯得弔詭，一切顯得無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似乎失去了魅力，我們似乎已失兩岸關係主導權，我們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似乎已越來越成為問題，許多人對此極為煩躁不安，有人公開站出來說，鄧小平這主張沒基礎了，過時了，認為兩岸唯有一戰定乾坤，現代化只有打完了再建設，所有中國人要準備吃苦，準備打一場正義之戰，來實現統一與反腐倡廉，來促進生產力發展，否則中國的領導人必須一鞠躬下台，不然就是李鴻章，要落個萬世駡名！
上述看法貌似正確，其實只是對現象膚淺與片面的觀察，缺乏對問題的實質性分析，更不要說對兩岸規律與台灣問題和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關係的思考，他們沒有掌握兩岸關係的本質，更不知其中規律與趨勢，只是用一般規律來套非常特殊的兩岸關係。其實，兩岸關係並非是無序與不可掌握的，它同樣遵循著許多規律在演變，只是我們容易被紛亂的現象迷惑了視覺，喪失了清晰的判斷，或背負著太多的固有觀念，無法面對現實，使我們的智慧變得遲鈍，信心變得脆弱。
怎麼看台灣紛亂的現象
台灣自李登輝執政之後，短短十二年，兩岸關係發生了劇變，這種變化均是由台灣劇變引發的，造成大陸被動應對局面。劇變的内容由“台灣悲情論”––“台灣人要出頭天”––“本土化加民主化”––“台灣優先”––“台灣有權說不”––“兩個對等的主權獨立政治實體”––“新台灣人”––“七塊論”––“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戒急用忍”––“兩國論”––“綠色執政”，最後導致台獨的民進黨上台。這也許是一個人們不願看到、但又無可避免的不幸，是我們必須承受與面對的不幸。
這種劇變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如荷蘭對台三十八年統治，清政府對台的長期海禁，日本五十多年的佔領、近半世紀蔣介石“反共復國”的人造隔離，這一切造成了台灣與祖國大陸心理上的落差，尤其是日本統治期間的“皇民化”運動，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更是大陸民眾過去不太重視也不易理解的。
又如，台灣地方主義意識的形成，再由地方主義演化為地方分裂主義，由台灣人要出頭天到用台灣民族主義去對抗祖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這中間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一個脱離祖國久遠的“邊陲”，形成地方意識，追求本土化，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央與地方，地方意識與中國意識，永遠是既依存又對立的關係。當地方意識被人為提升為分裂意識，又加上國外勢力的介入，地方與中央就有可能走向分庭對抗。台灣的分離主義恰恰具備了這二個條件，蔣介石人為地將台灣與祖國大陸分割，使台灣成為“反共復國”基地，以及李登輝推行“去中國化”的“台獨”路線，加上美國日本國際勢力的介入，使兩岸關係大大複雜化了，已經不是一個“内戰產物”與“内政問題”可以簡單處置的了，這也不是祖國大陸哪一個領導人工作失误造成的。
再如，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在“本土化和民主化”後，情緖化達到不可遏制程度，在李登輝误導下，由分離意識上升為分裂意識，尤其在大陸赴台菁英李國鼎等人策劃下，台灣從1952年至1990年的38年中，其國民生產總值由10億美元增長到1617億美元，實現了巨大飛躍，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收入由136美元，增至8000美元，積累了相當大的經濟實力，從而使他們真以為“台灣有權說不”，有力量與祖國大陸對抗，台獨勢力一路飆升，一味求爽，他們把祖國的規勸看成“打壓與威脅”，徒為“火上澆油”。我們應該看到，李登輝路線的基礎與蔓延，台灣部分民眾的情緖化從發酵到冷卻，都需要有一個過程，無視這規律，急於求成，勢必要付出極高昂代價，而且不可能取得圓滿。
又再如，民主化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台灣從國民黨一黨獨裁走向多黨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但台灣當局將民主化與“台灣人要出頭天”劃上等號，使民主化陷入統獨對立、族群鬥爭，陷入黨派合縱連横的權謀，從而失去其融合與包容的本質意義，民主競爭竟被轉化為族群鬥爭，動不動將個人政治恩怨扭曲為族群問題。台灣的民主選舉與政黨輪替，都是以“本土黨”與“非本土黨”為分界線，造成兩大對抗集團，使朝野談判與合作空間大大壓縮，造成政治僵局，最後勢必葬送台灣的安定與繁榮，也將葬送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總之，台灣劇變所形成的紛亂現象，由許多因素造成，除上述因素外，還有複雜的國際因素等等，我們應認真總結規律。
古今中外，歷史無數次證實，一個錯误路線從形成到結束，都需要時間與過程，這期間正確路線也許暫時得不到認同，但我們不能輕易懷疑這條路線的正確，而動輒就言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過時了。這一切也並不意味我們對台職能部門工作做得不好，只是面對這種非理性的情緖發酵，我們的努力暫不見效而已，所以我們不必苛於自責，也不必形成對立情緖，重要的是需要冷静總結，從而站到矛盾之上，善於駕馭兩岸關係，而不被其拖了走。
兩岸關係中的規律
兩岸關係從表面看是紛雜、無序、無控的，但透過現象去研究其本質，就會發現兩岸關係是受規律支配的，只要掌握了規律，就可掌握主動權。共產黨人與唯物主義者，窮其畢生，就是在尋找事物發展中的種種規律，從認識規律到指導事物發展，可以說是我們很重要的責任。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學說，既是對執政規律、建設規律、人類發展規律的探索，也是對中國現代化與共產黨黨建規律之探索。至於兩岸關係，同樣可在“三個代表”學說指導下探求其規律。
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規律：
強方在統一過程中佔主導地位
統一是神聖和理所當然的，道義在統一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分裂方與統一方也還受到力量強衰的支配。1979年我們提出《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這時我們剛剛結束“文革”動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國家百廢待興，我們GDP人均才達200美元，而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GDP達人均8000美元，經濟實力懸殊很大，所以這時台灣民眾很害怕統一，怕統一後會降低他們人均收入，怕統一是劫富濟貧。以後台灣取消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本土化與民主化”也給台灣民眾帶來了無比喜悦，於是他們更怕統一，怕好不容易獲得的一份“民主”喪失。而台獨勢力則理直氣壯地以“台灣經驗”拒絕統一，他們以台灣的政經成就嘲笑我們，說統一是制度之爭，要統一就統一到台灣經驗與台灣民主制度之下。那時祖國大陸剛剛結束無法無天的“文革”，法制建設與民主建設剛剛起步，統一雖被列為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之一，但難度很大，我們的起點很低，主動權尚不在手中。
但是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勵精圖治，今日祖國大陸已不再是台灣嘲笑的對象，無論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成長，法制的完善，民主的建設，社會的繁榮，都使所謂的“台灣經驗”黯然失色，統獨、族群、省籍的樊籬再也攔不住台灣民眾投資大陸與移居上海，台灣的“上海熱”恰恰證明台灣在沉淪，大陸在升華，也表明統獨對立，已失去意義。當年台灣擁有近千億外匯儲備，而偌大大陸只有六七十億美元，如今大陸擁有一千八百零八億外匯存底，而台灣生產競爭力則從亞洲第一位落至末尾，如今如同一艘欲沉之舟，人們紛紛逃離游向安全之地，這地方恰恰是他們過去最不放心的共產黨領導的祖國大陸。而上海是代表了中國發展的方向，目前儘管還不完美，但有生氣、有活力、有目標、有機遇，因此形成了台灣“上海熱”與“遷移上海風”。力量的對比，使人心向背發生了根本變化，“台獨”賴以抗拒統一的遁詞都不攻自破了，對“一國兩制”的認同率竟從3%上升至33%以上，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這就雄辯地證明：統一的雙方，誰能把自己事情做好，誰就擁有統一的主導權與發言權。
結束一個錯误路線需要時間
台灣從李登輝主政後，推行了一條“去中國化”的“台獨”路線，他的執著與技巧都是罕見的，他一方面巧妙地煽起民眾民粹情緖，狂熱追求台灣出頭天，另一方面巧妙應付祖國大陸，好話說盡，讓大陸始終對他有企望，有時他也引誘大陸憤怒與反彈，當大陸氣憤得連連跺腳時，又恰恰成為他製造“台獨”提供了口實，他一次次對台灣民眾與國際社會說，大陸如此威脅與打壓我們，我們能屈服嗎，能不說不嗎，於是贏得情緖化民眾一片掌聲。兩岸雖然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兩岸關係卻愈走愈遠。
一條錯误路線與一群情緖化民眾，決定了統一是艱巨、複雜、長期的，黨中央這一基本判斷是正確的，也沒有過時。歷史無數次證明於此。納粹德國發動“二戰”，屠殺猶太人，毁滅文化……，最初也曾獲得過許多很優秀德國人的支持，他們狂熱一時，以為可以稱霸世界，結果花了十多年時間與幾乎毁滅德國的代價才清醒過來並結束這錯误路線。我們的“文革”，當時不也是得到舉國上下擁護，其狂熱的程度幾乎到了聽不得任何不同聲音，一意孤行，真以為我們在救一個沒落的世界。台灣的今日，猶如處於我們“文革”中葉，人們剛剛開始覺醒，但還沒有擺脱情緖化。也許台灣只有在錯误路線徹底撞了南牆，人們徹底嚐到“台獨”路線苦果，才會與李登輝路線徹底決裂，兩岸關係才可能健康化。
在這期間我們不是無可作為的，一要抓緊辦好自己事情，二要不斷批判李登輝路線的罪惡，堅持敎育台灣民眾，這種批判是要有的放矢的，是要深入瞭解台灣的，要入情入理的，而不是簡單化與敎條的，否則只會引起反感。在這方面我們不是沒有敎訓，我們反分裂與批李登輝，要麼不批，要批就是搞群眾運動，濫批一通，結果給李登輝借到了許多“敵意”。總之結束錯误路線需要時間，這也是規律。就如抗日戰爭，我們何嘗不想一天抗日勝利，但力量對比與敵方還在上升時期，日本民眾尚未覺醒，所以只好作持久戰準備，最後花了八年時間獲得了勝利。事實證明，欲速則不達，花一點時間決不是示弱。
壞事可以轉化為好事
分離思潮，分裂活動，“台獨”執政，當然是壞事，是我們不願見到的，但這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只要有釀成壞事的氣候與土壤，就會有壞事，也就會有鬥爭，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壞事往往可以轉變為好事，這又是規律。兩岸關係中不僅具有一般規律的特點，而且還有特殊性，所以兩岸關係有時非常弔詭。
俗言，上帝若要讓這個人滅亡，就先叫這個人瘋狂。是也，去年“3·18”，民進黨上台實在是大陸不樂意見到的，但上台後的民進黨舔李登輝褲襠，處處意識形態優先，大行其反道，不尊重經濟規律，一切泛政治化泛統獨化泛本土化，在“核四”問題、拼音問題、台僑與華僑問題、“三通”問題、護照問題，連在何處舉辦球賽問題，統統意識形態化，欲以少數人台獨意志強加給全體台灣人，甚至還要強加給全體中國人。在台灣“總統府”是“童子軍治國”，在“行政院”是造反派當家，在台灣朝野以“統獨”劃線，其結果正如吕秀蓮所說，給台灣社會造成五大危機––即“信心危機，忠誠危機，倫理危機，財經危機和國家安全危機”，以至讓她笑也笑不出來了。台灣經濟一落千丈，失業節節高升，社會日趨沉淪，政黨鬥爭更加惡化，政治更加混亂，使人們只好逃離台灣，而陳水扁還說甚麼“綠色執政、質量保證”，一味作秀，表演成性，將台灣民眾福祉作兒戲，徒讓人笑痛肚皮。李登輝還出來說“兩年後台灣經濟將好轉”，真是說謊成性，徒讓人們更多失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開始認同“一國兩制”和掀起“上海熱”，開始走出“統獨”對決的误區，從這一點講，壞事有時就這樣變為了好事。（二之一、未完）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二○○一年九月號，作者：章念馳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