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肯定要建”標志城 政府官員漠視民意
1、“允許爭論”“肯定要建” 濟寧市長何以志在必得
這幾天，各大媒體充斥著對“中華文化標志城”的評判之聲，直斥“中華文化標志城，標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經”。幷不高深的僞裝被公衆識破以後，公衆正等待著當地政府的“積極回應”。人們沒有想到，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態度堅决地表示，允許有爭論，但是標志城肯定要建。話語背後，那種“我的地盤我做主”的權力自負已經張揚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全國兩會上尚且如此，在地方上的情景如何，更是自不待言了，（山西《山西晚報》）
也許有關方面應該慨嘆，中華文化標志城之生不逢時。如果是在五年、十年以前，只要政府决意要幹的事，那豈有反對的道理？他們不會料到，這個項目一旦公布到陽光之下，就會聽到那麽多來自民間的批評聲音，不會想到這個提案一在政協宣讀就立刻招來委員們的炮轟，就會在短短一天時間內收到108位政協委員的聯名抵制。這一切都得益于中國國民自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民主政治的進步。（北京中國經濟網）
但幷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員都能够認識到這一點。從中華文化標志城事件整個過程來看，其本質是威權政治與精英政治相媾和而産下的怪胎。其中威權政治的表演無須贅言，值得一說的倒是，中華文化標志城事件中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們精彩絕倫的表現。從已退休的高級政治人物的理論闡述，到69位院士的聯名倡議，再到復旦大學教授們的學術美容，乃至懸紅900萬全球徵集創意，可謂是邏輯周密，用心良苦。也許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只要這個項目能够最大可能地得到各路精英們的認可，那麽這個决策未來的前景必然是光明的。只惟精英就難免無視民意。3月10日，山東大學的黃少安教授撰文說，在决策過程中，來自山東內部的反對聲音都被政府中層過濾掉了。因而，當地高層聽到的都是一路贊歌，終至巨大的輿論聲討。（上海《東方早報》）
2、文化搭台經濟唱戲 地方利益假借國家名義
早先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毫不掩飾地道出文化就是一件爲經濟服務的工具。最近兩年，“認識”到文化是增强發展後勁的軟實力之後，對“文化”的“發掘”又掀起了新一輪的狂潮。一些地方，以前拼命比拼GDP攀升速度，現在似乎越來越聰明了：我這裏有錢自個悄悄地用，努力把大項目、大工程弄成國家級的，讓國家來投入，這不是爽上加爽？（廣東《南方日報》）
瞧這個“中華文化標志城”，號稱要“打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還想弄成“國家慶典法定場所”，其實無非也是“傍風景、傍名勝、傍文化、傍遺存”之作。如果最終全中國納稅人掏錢給你“共建”了，那“共有”、“共享”的人，恐怕主要也就是當地的官員吧？聰明的官員越來越曉得，“文化帽子”已越來越成爲最“好”之帽，所以越來越熱衷于扮演各種“文化官”的角色。實際上只是地方利益假國家名義，還不見得真是文化利益，往往就是商業利益，是“旅游經濟”在攀緣“文化建設”的名頭而已。
文化建設的决策失誤，危害與後患遠遠大于經濟建設的决策失誤，因爲很多“文化建設”、“文化改造”，都弄成了“假文化”、“僞文化”，從根本上傷及了文化，而且無法復原。稱自己爲“東西南北人”的孔子，若知道今天有人假借文化之名義，搞地方利益本位主義，他一定會感到很臉紅、很氣惱。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絕不是造一座城就能給復興的。從鼓搗“中華文化標志城”這個事件看，地方利益假借國家名義的傾向，很值得公衆警惕。（長江《長江商報》）
對比去年沸沸揚揚的華南虎照片時間，兩者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們却有一個共同點：變著法子上項目，冠冕堂皇伸手向國家要錢。目的一致，手法不同。一個是民主問題，一個是誠信問題。上萬、過億項目行政博弈的背後，維繫著一個龐大的利益鏈條。都是不同凡響的“大手筆”。不同的是，“文化城”給人的感覺是讓民主走開，讓科學走開；“華南虎”却讓誠信走開，讓政府的公信力走開。（北京人民網）
3、問政于民拋諸腦後 重大工程不可忽略聽證
更何况，“標志城”這樣一個投資將遠遠超過300億元的大項目，在最終决定之前，至少要經過公共討論和山東省人大的投票表决。可惜，這兩點，我們都沒有看到。從“標志城”的官方網站上記者獲知，該工程經過了多次論證。但是這些論證都只是在很小範圍內進行。69名院士就能代表全國人民了嗎？而當記者仔細閱讀所謂69名院士的名單時發現，真正屬于歷史、考古、文獻等領域的學者只是極少數。這樣的論證具有效力嗎？
“缺乏聽證是目前我國許多重大項目工程的一個通病，中華文化標志城一樣如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李維森教授說，“在現有的體制下，廣大百姓根本無法限制政府的行爲。政府稅收體制存在極大弊端。欲徵稅就徵稅，而稅收上交之後用作何用百姓不得而知，就更談不上聽證參與决議了。”（北京《理財周刊》）
如果沒記錯的話，前兩年，“孔子標準像”出臺，成爲坊間的笑料。但如果在曲阜、鄒城之間的“三孔”核心景區附近，斥巨資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其後續影響會比出臺一張“孔子標準像”要大得多。對幾個人認定的“標準像”，人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可景區的自然、人文環境如果被破壞，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北京《新京報》）
現在，社會輿論上（對標志城）批評意見居多，其批評的角度方方面面：或者是批評中華文化不能被如此簡單粗暴地標志；或者是指出地方經濟謀算不該假借國家之名；又有人倡議，如此重大項目應該放在陽光下公開辯論；更有學者指出，如果要納入國家預算，必須要由全國人大通過，受預算約束。不論是從哪個角度，這些批評都言之成理，試圖以理性的方式說服對方、贏得辯論，改變局面。
但是，倡導方却沒有以同樣的理性態度回應。當初寫倡議書的69名兩院院士沒有一個出來發言，只有山東政府方一直立場堅挺。但是，不論是孫淑義立論，還是張振川防禦，他們所采取的都不是以理服人的方式，只是一味地以大命題壓迫人。項目倡導方在應對辯論時無法自圓其說，無法以文明的方式說服衆人，只能濫用領導批示而獲得的特殊身份，濫用民族、國家這些神聖的字眼，試圖以此來獲得優勢話語地位，成爲無可辯駁的一方。這種表現只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項目倡導方也就是未來的主建方。不論這個項目的出發點多麽美好健康，如果其規劃發展的過程中不能以文明的方式彙集意見、以民主公正的方式遴選意見，那麽這個項目的未來實在令人擔憂。（廣東《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