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彰顯社會浮躁 國學復興泡沫化
1、國學復興運動升溫 文懷沙印證國學熱亂象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文化界最令人關注的事件，莫過于“國學大師”文懷沙遭到《人民日報》記者李輝著文質疑。而這一本屬學術界、文史界範疇的話題之所以引發街談巷議，與近年來國內掀起的“國學熱”大背景有關。雖然，對文懷沙的此番質疑屬于個案，却是當前這場浮躁的國學熱潮的必然。近年來的這場國學復興運動從官方到民間都陷入了一派迷狂。明明是沒有什麽國學大師，楞是有如此之多的人頂著大師的華蓋招搖過市；明明是沒有靈魂，却在商業的訴求下譽之爲現代人的“心靈鶏湯”。這場國學復興沒有標志性的靈魂人物，只有商業偶像。（四川《成都商報》）
2006年，隨著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的走紅，“學術超男”易中天爆紅大江南北，緊接著“學術超女”于丹迷死男女老少，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股學國學的熱潮。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國學院，全國許多“總裁班”，原來都以開“西學”爲榮，比如西方管理學、西方營銷理論、西方人力資源課的設置等等，而現在紛紛以增設“國學課”爲時尚了。讓幾歲孩童開始讀經，“國學”從娃娃抓起，已成爲一種全國性的教育現象。而“講壇紅人”也成了社會名流，從簽名售書到給人作序，從開辦講座到當頒獎嘉賓，到處趕場，風光快活，不亦樂乎。
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伴隨著于丹簽售被抵制、閻崇年遭掌摑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部分有識之士開始對這股國學熱進行深入反思。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就認爲，現在確實涌現出了很多國學班，但有些是爲了謀利，許多國學教育將對象瞄準的是社會上的老闆階層。當下的國學只是文化産業，我們千萬別將這種國學熱當作一種時尚來追趕。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接受記者專訪時對現如今中國社會的國學熱也心存疑慮，他看到的是國學熱背後國人的盲目、趨從與自大。他提出自己的三點看法：“第一，國學真的熱了嗎？我只能說比過去稍微回暖了些，但絲毫還是不熱呀，考文史哲的學生遠遠少于金融法律。第二，我認爲國學也沒有必要熱，國學只需要一小群人去守先帶後，去看護住它。第三，所謂‘國學熱’裏，能看到中國人的狂傲。從五四開始，我們認爲傳統一無是處，現在傳統撿起來什麽都是好的了，這也很可怕。其實，還是要承認普世的價值，還是要靜下心來向西方學習。”錢文忠曾經聽說現在很多企業規定，員工一定要讀《弟子規》：“這個東西能替代企業制度嗎？那就是老闆過過癮吧？現代企業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産物，不踏踏實實向西方學習，拿一套《弟子規》來就行啦？”（山東《濟南時報》）
2、國學成了一個“筐” 存續復興必須深入思考
“文懷沙事件”給浮躁的“國學熱”澆了一盆冷水，人們冷靜之後，難免會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國學究竟路在何方？說實在的，現代人對于什麽是“國學”估計誰都不清楚。大學裏的“國學院”往往是由中文、歷史和哲學拼凑而成的大雜燴，小學裏則把“之乎者也”當成了國學。“國學”成了一個筐，無論什麽東西都可以往裏裝。這些亂象，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國學”誕生于上世紀初西學東漸之時，是當時的“國粹派”害怕西方思潮東進而提出的名號。首倡者是誰已不可考，但無論是章太炎還是鄧實，均以“相對于西方學術的本國傳統學術”來概括。顯然，“國學”一出生就充滿了時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壟斷包裝，目的是爲了抵禦西方文化對中國的侵蝕。因而，國學存在著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新文化運動”的啓蒙不費吹灰之力就從形神上擊碎了“國學”，使得中西文化交融幷兼成爲時代主流，科學民主深入人心。
也正因爲“國學”的先天基因不成熟，才導致了後學者的夾生跟從。加上中國從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有個傳統文化被壓抑的思想斷層，故而近20年現代人對“國學”有一種饑不擇食的浮躁，才造成了“國學”攤子的急就，引來了一些江湖學人的擾亂，造的是一大批名不副實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去年自辭“國學大師”名號就是對“國學大師”泛濫的諷刺。至于前兩年康有爲在所謂“十大國學大師”評選中落選更凸顯“國學”範疇外延和內涵界定上的不確定性。（廣東《時代商報》）
3、大師倒了國學活著 切莫因此誤讀傳統文化
學者李輝因在《北京晚報》發文質疑“國學大師”文懷沙的年齡、經歷和學識，一時間在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讀過李輝的很多著述，他對當代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可謂自成一家。初見李輝對文懷沙的質疑，幷未感到特別詫异，因爲努力呈現當代文化史的真相，一直是李輝的工作。只是通過大衆傳媒，如此針尖對麥芒地質疑一個文化老人，在文化界幷不多見，所以它引起任何震動都是可能的。然而，因李輝的質疑，很多人便借勢攻擊起了國學，看著一些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解，反倒明白了“國學大師”能唬人的原因。（北京華夏經緯網）
文懷沙不是什麽“國學大師”，這在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術界，應當屬于一個常識。然而這個常識多年來，與媒體和公衆基本是隔絕的，這不僅表明學術話語與公衆話語的隔絕，也表明學術界的好好先生太多。這幷不是傳統文化的悲哀，而是當今知識界的一個普遍現象。很多人把此歸罪于國學的流毒，認爲儒家塑造的就是溫良恭儉讓的好好先生，這其實是對儒家最大的誤解。
孔子是非常厭惡好好先生的，他專門給這種人取了個名字，叫“鄉願”。所謂鄉願，就是一鄉之中誰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諾諾，左右逢源。孔子認爲這種人爲“德之賊也”，是德行的禍害。孔子輕蔑地說道：有一種人從我門前走過，不進我的房間，我絲毫不會感到遺憾，那就是鄉願。孟子也討厭這種八面玲瓏、四處討好的鄉願。孔子與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鄉願，是因爲儒家强調的“爲士之道”，張揚的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與批判精神，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妾婦之道”。如今的知識界，却成了鄉願的豢養地。孔子曾明確說，遇到這些所謂的“謙謙君子”，他寧願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爲“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要是學界沒有這麽多的鄉願，“國學大師”的帽子也絕不會滿天飛，因爲太多的人在真相面前選擇的是退却。（上海文新報業網）
有人認爲李輝的質疑屬于特立獨行之舉，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這恰恰錯了。我們常以爲“特立獨行”這一觀念源于西方文化，其實這是儒家思想評判人事的一個重要標準。“特立獨行”四字，出自唐代大儒韓愈的《伯夷頌》。韓愈通過伯夷叔齊，批判的就是當年的學者，他說那個時代的學者，有一家反對，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國一州的人都反對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沒有這種人了。所以韓愈極力彰顯伯夷之道，呼喚的正是學者的獨立人格與批判意識。（北京環球網）
之所以談及儒家的這些觀念，無非是擔心有人因此誤讀了傳統文化，更擔心有人把李輝的質疑看作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清算。李輝多年來與文化老人打交道，他對傳統文化應該是充滿敬意的，相信這也是他質疑的理由之一。如果我們對“國學”多一分修養，對“國學大師”誤會和錯認就會少一些。（北京《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