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壓力機遇幷重 今年兩會不一般
1、今年兩會超乎尋常 中國經濟最受世界關注
3月13日，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閉幕。對北京來說，今年的兩會有壓力也有壓力。壓力來自于政治和社會兩個方面，內地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西藏是達賴喇嘛流亡50周年，兩股壓力匯流，在海內外形成政治動蕩的高氣壓，北京當然高度緊張，高度防範，不容出一絲差錯；而社會的壓力，則來自于金融海嘯的衝擊、增長率下降、中國失業人口飈升，改革開放高度發展遮蓋的各種社會矛盾。
但是，壓力之餘，北京也有機遇。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雖然給中國造成很大的負面衝擊，然而也凸顯出中國30年經濟改革開放的堅實成績，成爲這次經濟大衰退中的唯一亮點，幷被賦予拯救世界經濟的重大使命。想一想，“中國救美國”這樣的命題，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能够想像嗎？如今，對北京來講是最大壓力的西方世界，反而在迫于內部經濟危機的情况下改變了策略，把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和威權制度的訴求放到了第二位，這就讓中國大大地感覺到一種釋放與輕鬆，這在不久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訪華行程中就可以得到證明。（美國《世界日報》）
而且這場百年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仍在蔓延，遠未見底。美國經濟從2007年12月開始即陷入衰退，日本和歐元區最近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赤字荒。新興經濟體的狀况也不太樂觀，但中國却可能是唯一的亮點與希望。一般認爲，當前中國經濟的困難主要是“輸入型”的，中國經濟學家甚至不承認中國有“金融危機”，而是受到西方國家深重危機的波及，影響了經濟正常運行，中國的銀行體系幷沒有被破壞，金融秩序依然穩定。通過兩會，世界看中國如何解套，能否率先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等待著“受其利好”。正如《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美國等國高度關注此次中國人大會議出爐的政策，因爲它們都指望中國能通過喚醒國人的消費能力來“救全球經濟于水火之中”。不可否認，世界經濟所顯現出的“對中國的依賴”也令兩會吸引了全球目光。（日本《讀賣新聞》）
因此，很多西方記者已將興趣轉到中國與本國利益的“交集”上。3月13日，在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總理溫家寶回答的大部分問題，都與金融危機和振興經濟有關，而涉及政治和外交的問題只有寥寥幾個。若在往年，西方記者在這種場合大致都要抓住機會，就人權、自由和民主等問題，鍥而不捨地測試中國領導人的智慧和容忍度。但在記者會上，除了個別記者提到西藏問題之外，西方媒體對“人權”、“自由”、“民主”之類的話題，似乎已經提不起興趣。（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2、瞭解中國最大窗口 兩會愈益吸引全球目光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讓人不能漠然視之，國家影響力正在穩步上升。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三，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已成爲一個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發展和走勢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態勢和政治格局。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表明中國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不遜于發達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中國不僅在解决朝核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問題上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應對全球變暖、能源安全、反恐、環保等更多國際或地區挑戰時也是如此。“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正在從中國人的共識一步步擴展爲西方人的共識。（美國《僑報》）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不一樣的表現”也誘導著世界重新審視“中國特色”，而關注中國，就不能不關注兩會。十年前，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基本上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但最近幾年却大爲不同。以西方人的觀念，中國全國人大固然還是“橡皮圖章”，但其現實價值已不能用“橡皮”來衡量。因此，1200余名境外記者紛至沓來，搜尋“新聞”，當今世界上恐怕惟有中國的“國會”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顯然外國記者人數遠超去年，傳遞了不一般的信息：中國兩會，成了吸引世界的“新聞富礦”。而去年年底在華盛頓舉行的G20金融峰會，外國記者也不過千餘人。（香港《南華早報》）
在采訪兩會的過程中，海內外媒體甚至不願放弃任何一個細節，因爲他們希望透過這些細節，來解讀中國在當前形勢下的主張和意圖。對海外媒體來說，兩會是各國及媒體輿論窺視中國發展路向和發展計劃的一個最大窗口。比如通過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工作報告，世界想知道中國政治改革和體制改革的可能性；通過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人大工作報告，世界想知道中國法制發展完善的進程；通過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世界想知道國務院在經濟發展、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各方面施政的重點細節。當然，還有一個無法忽視的焦點是，通過對一年亮相一次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密集采訪，來瞭解中國各地政情民情的走向，從而抓到中國的正確脉搏。（香港中評網）
3、金融危機衝擊中國 兩會須尋求新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不斷地試驗和摸索，終于以經濟和社會取得巨大進步的事實，初步證明了“走中國特色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它使固有的政治管理體制經受了各種挑戰和考驗，又使中國在世界其他主要經濟模式中嶄露頭角、獨樹一幟。直到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之前，人們還在熱烈議論“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在西方模式長期主導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的异軍突起似乎給人類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原本成功的“中國模式”構成了巨大挑戰，也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特色”背後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還經不起外部的强烈衝擊。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衰退導致失業和發展速度下降，在失去了外部市場的支持之後，“中國特色”也跟著失色；也許可以這麽說，“中國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龐大的海外市場，尤其是美歐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海外市場一旦靠不住，“中國模式”就少了一個重要的支撑點。（香港中評網）
因此，兩會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尋找新的“中國模式”的重任。《聯合早報》寫道：“縱觀當前世界形勢，所有曾經成功的發展模式，都被金融危機打得千瘡百孔，未來若干年還要不得不艱難地掙扎。這時候，若還要鼓吹和指望中國去照搬或仿效其他模式，都會顯得不合時宜。”事實上，所有發展模式都在金融危機中重新檢驗，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大挑戰更是一大機遇”。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結論獲得相當的認同：“現在內需不足的缺陷凸顯，中國决心乘勢啓動經濟轉型進程，雖然晚一點，但若成功，中國必將迎來又一個充滿潜能的發展機遇期。”“目前世界在看美國，美國在看中國，中國在看自己。而唯有‘中國特色’最具備早日重新崛起的潜能。其東山再起，或許意味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的萌芽。”（北京中國政府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