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9日電／“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無為而治。放鬆政策管制，隨之而來的就會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幹山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楊軼清說。
學者們討論的，是全面改革轉型期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尷尬關係。
“歸根結底，紅會挨罵是因為政府越位”
“從四川汶川地震到2014年雲南魯甸地震，老百姓越來越不願意響應政府捐款的號召了。這是為什麼？”討論中，浙江敦和公益基金會理事王水華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不是政府對社會組織信任不夠，而是老百姓對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信任不夠。”這是雲南物業管理學會會長宋有興的答案。
“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機構？這聽起來就是一個笑話！”瑞士銀行基金會亞太區總監魏巍也這麼評價一些事業單位性質的社會組織。
“歸根結底，紅會挨罵是定位問題，是政府越位。”魏巍說，“政府應該做的事不是直接做公益慈善，而是註冊、監管。現在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又號召人民給自己捐錢、做慈善。這是定位出了問題：我又制定遊戲規則，我自己又得玩這個遊戲。”
在生態文明國際論壇秘書長、教育部原副部長章新勝看來，社會組織已面臨“不得不發展”的緊迫局面。
“因為現在社會矛盾頻發，對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再走下去，現有的信訪制度顯然不能應對。無論政府調控、還是市場的手，都存在失靈的現象。”
他用一句老話建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許多問題交由第三方社會組織來解決。”
非政府組織有的營養不良，有的營養過剩
章新勝在多個小組的中青年代表討論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各地基層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信任還是太少了。”
楊軼清總結，許多地方政府部門沒有給NGO平等待遇：“資金不足，比不上體制內的慈善事業單位；審批上遭遇不公平，又比不上一般企業。”
不少基金會和社會組織的代表反映，感受到“處處被監管、不被信任”。
廣東中山市青年聯合會主席丁凱的總結也頗為犀利：“政府部門管理社會組織，現在是：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軟辦法不實用，硬辦法不敢用。”
“社區型社會組織是公民社會的基礎，但現在，它們過於依賴居委會，只是停留在‘搞搞活動唱唱歌’的服務性階段。”丁凱說，“政府的社區治理和社會組織管理上存在問題。社區文化、公共精神嚴重不足，沒有有效形成居民聯動。”
莫幹山會議“探索新型政社關係”分論壇的學者們知道，不少政府部門也在嘗試給社會組織“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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