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8日電／在遼寧省瀋陽市區（縣）兩級法院目前審理的產品責任糾紛訴訟中，被告多是各大超市，而原告總是固定的幾個人，多是熟面孔。
“他們都是‘職業打假人’。”瀋陽市沈河區法院法官張力說，他們每個人少的有幾十個案子，多的有上百個案子，這些人的訴訟佔到產品責任類訴訟的90%以上。“其中有一名打假人王某，從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因食品安全問題在沈河區法院發起的訴訟已達94起。”
在中國，對這些“職業打假人”的行為一直存在爭議。
新華社報道，中國法學會會員、瀋陽市律師協會會長孫長江說，對於知假買假者行為如何認定，理論上和實踐中有贊成的聲音，也有反對的意見，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在法律層面達成共識。
他認為，職業打假人雖然對遏制制假、售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於其追逐索賠獲利的本性，以至於出現很多釣魚買假、制假買假的行為，這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及營商環境。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進行答覆。答覆意見中寫明：“職業打假人自出現以來，對於增強消費者的權利意識，鼓勵百姓運用懲罰性賠償機制打假，打擊經營者的違法侵權行為產生了一定積極作用。但就現階段情況看，職業打假人群體及其引發的訴訟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和變化，其負面影響日益凸顯。”
最高法明確，將“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對此，專業人士認為，最高法的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對下級法院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便於統一理解，實現同案同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