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資料圖片：上海市 |
中評社香港6月14日電／在台灣教了兩年英語後，阿蘭·麥基弗準備開始一份新的職業。他當初來到亞洲，是因為英國工作難找，所以選擇來這裡教英語。但他還想進一步開拓自己的職業生涯。所以，這個32歲的蘇格蘭人來到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在當地的一家招聘公司找了份工作。
據英國廣播公司網站6月9日文章稱，麥基弗還考慮過新加坡和香港，但最終選擇上海是因為這裡的經濟增長迅猛——而且，他還會說一點普通話。
麥基弗表示，短短幾個星期，他就跟首席執行官和老板見了好幾次面，他還是全公司180名員工中唯一的外國人。“我剛去不久，他們就讓我肩負重任，所以我需要學習很多新技能。我在獵頭行業沒有經驗，甚至完全沒有商業經驗。”
麥基弗很享受這種陡峭的學習曲線，但在上海工作兩年後，他還是回到了台灣。這一次，他的適應過程比上一次容易許多。
“我從台灣去上海時，大概申請了100個職位。”麥基弗說，“但當我從上海回到台灣時，只打了一個電話。”那是2015年。在另一家招聘公司工作兩年後，他現在已經成為亞洲獵頭公司伯樂的高級經理，手下管理著4個人。
文章稱，雖然擁有大約85萬外國人(約有1/3住在上海)，但中國並不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拓展職業生涯的唯一去處。由於倫敦和紐約等傳統熱點城市的競爭日益激烈，把目光轉向其他國際化城市反而能挖掘更大的價值。這不僅包括杜拜和新加坡，還包括很多名氣稍遜一籌的地方。
目標城市
既然如此，哪些城市最適合有抱負的專業人士呢？
文章稱，國際勞工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估計，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10個國家在2010至2015年間大約需要增加1400萬高技能勞動者——增幅為41%——其中很多人都需要在這些國家的首都工作。
例如，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一些大城市可能需要具備服務意識和技術能力的人才，而不再像以前那樣渴望低端製造業勞動力。隨著政府通過各種措施將上海打造成為科技創新中心，跨國獵頭公司預計：網絡安全、大數據、數字分析和金融科技將成為人才需求最為緊俏的領域。
文章稱，杜拜多年以來都是外國人聚集的熱點地區，外籍人士在那裡的失業率僅為0.19%。雖然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跌對當地經濟構成壓力，但杜拜正在努力發展新的增長來源。去年那裡推出了自己的《工業化戰略2030》，希望在航空、工程和制藥等6大領域創造2.7萬就業崗位。
“發展職業的最佳地點是那些最需要人才的地方。”馬里奧·菲拉羅說，他是美世咨詢亞洲、中東、非洲和土耳其國際流動性實踐負責人，“這都要歸結於基本的經濟供需規律。”
爭奪人才
文章稱，為了爭奪高技能人才，某些國家甚至城市都針對外國人和創業者設計了專門的項目，希望吸引最好的人才。
2010年，中國開始利用“千人計劃”為頂尖高等院校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大幅簡化了人才引進流程。馬來西亞也為“海外人才”提供長期居住簽證，允許某些專業人士在該國居住和工作長達10年時間。荷蘭也在2008年啟動了相關計劃，幫助外國人在阿姆斯特丹及其周邊地區工作。
不過，對於希望促進自己職業發展的外國人來說，有兩個亞洲城市的吸引力格外突出。
匯豐銀行的《Expat Explorer》調查報告發現，約有68%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表示，這裡有利於他們的職業發展，新加坡的比例為62%(全球平均數為43%)。美世咨詢的菲拉羅已經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了19年，他表示，這兩個城市的高品質生活和低稅收環境也對外國人頗具吸引力。
困難猶存
不過，那些想要到海外拓展職業路徑的人卻有可能受到簽證問題或當下政治環境的制約。
文章稱，雖然新加坡仍對外籍人才開放，但也一直在調整與海外高技能員工有關的法律。由於新加坡人擔心城市過度擁堵，害怕工作被外國人搶走，所以企業現在必須“公平對待”本地應聘者。如果不遵守這一規定，便有可能被加入觀察名單。
菲拉羅表示：“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今後幾年的各種發展都有可能給在海外尋找工作機會的人帶來困難。”
文章稱，這些政策與很多年輕勞動者的目標有所衝突。匯豐銀行的《Expat Explorer》發現，“千禧一代”最有可能到海外尋找新的職業挑戰。
有的人正在充分利用海外實習或就業機會進行嘗試。例如，自從2008年以來，倫敦的士亞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簡稱：CRCC)已經安排6500個年輕人在中國從事無償工作。參與這個項目的人來自150個國家或地區，其中有40%的實習生來自美國，35%來自英國。
“關鍵在於文化接觸和信心，以及由此獲得的軟技能。”CRCC聯合創始人愛德華·霍爾羅伊德·皮爾斯說，“他們可以在中國獲得很多細分行業的知識。”
文章稱，雖然重新在台灣定居，但麥基弗絲毫不為自己在上海的那段經歷感到後悔。他相信這是發展自己職業生涯的必要步驟。
“如果我沒去過上海，根本不可能找到現在的工作。”麥基弗說，“上海極大地提升了我的求職競爭力。”(來源：參考消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