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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網移動版 一個日本姑娘與“慰安婦”老人的十年 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7-08-23 10:03:42


8月18日,海口,曾在電影《二十二》出鏡的日本姑娘米田麻衣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
米田麻衣和王玉開阿婆(已經去世)會面時的情景。
  中評社香港8月23日電/8月12日,90歲的黃有良去世了。

  她曾經是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還她們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黃有良作為原告代表,兩次赴日本出庭作證。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們都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8月14日,黃有良葬禮這天,海南炙熱。在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黎族人、漢族人、志願者、記者、官員,各種身份的人都來了。

  中午時分,靈柩早已封死,鋪上一層黑色的布,再鋪一層藍色布。這是黎族的習俗。

  一名女子走到靈柩前。繚繞的煙霧裡,她跪下來,哭著對著棺材說話。

  如果你看過電影《二十二》,你應該見過她的眼淚——

  她叫米田麻衣,來自日本。

  2008年,24歲的她接觸到對日訴訟的海南“慰安婦”,從此加入關愛“慰安婦”的組織、到海南留學、在日本普及史實、推動官方道歉與賠償……

  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守著這樁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志業。

  很多人都只把“慰安婦”們當是歷史的一份證物,但是她們是否快樂,是否孤獨,是否受到傷害,這個日本姑娘在乎。

  最難受的旅程

  8月17日晚,見米田麻衣第一面,她先遞過來一張薄薄的宣傳單。

  和電影裡比起來,她瘦了許多。短髮,臉孔瘦白,戴圓眼鏡,一笑有兩顆虎牙。穿著布衫布褲,背著兩個深色的布袋子。33歲了,還是一副大學生的樣子。

  那宣傳單,有中文和日文兩份。上面有照片,海南的好山水,阿婆們的笑容。下附兩個二維碼,掃進去,是兩個一直在更新的網站,主題都與海南的“慰安婦”相關。

  從2008年接觸“慰安婦”至今的十年裡,她三年多時間在中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回到日本,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與“慰安婦”相關的事情上。每年冬夏,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兩次。

  她在微信裡說,這一趟,先後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內去世,是內心最難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參加葬禮,去新墳掃墓,從海口坐大巴,到各個鎮上再換三輪車,往昔記憶,歷歷在目,大哭了幾場。

  這一次,她出發前,黃有良還沒去世。她給黃有良的孫子發了短信,給老人帶了東京藥店的藥膏。這些實用的小禮物,老年人都喜歡。

  8月13日,飛機剛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蹦出來,她整個人都蒙了,綳住自己,給朋友們發了信息,才敢哭。

  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桌子人,她看起來最樸素。拿著一個已經停產的諾基亞手機,漆已經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都是劃痕。大家笑她,她不好意思,又說:“沒事,我喜歡它。”

  我們好奇她現在的活法,她的朋友說,在日本,“打著零工,做著翻譯,沒幾個錢。”她幾乎不購物,衣服都是別人送的。

  一點點收入,她就存起來。每年最重要的開支,就是飛到海南,來看老人們兩次。

  她身上已經有了很深的中國烙印。吃飯吃到辣椒,會下意識蹦出一句中文,“好辣啊!”

  讓大家猜她最喜歡唱什麼中文歌,結果答案讓人大跌眼鏡——《套馬杆》。這是海南長途大巴車上常播放的歌曲,從海口到老人們家裡,她坐了太多次大巴,張口就唱出完整的段落。

  “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

  我們觀察一個人如何做選擇,有時要去打量她的童年。

  三四歲時,米田麻衣已經被媽媽帶著,在東京街頭遊行了。

  1984年,她出生於一個開放的家庭,媽媽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甚至她讀的幼兒園,都是一個積極響應社會運動的幼兒園。

  她像野草一樣,在自由的空氣裡長大,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不想讀大學,準備高中畢業就去工作。

  高中的一堂歷史課,她把課本立起來,躲在後面吃便當。老師開始放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場面殘忍,她再沒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當,開始聽課。

  老師說,日本軍人在中國殺了很多的平民,她心裡疑惑,“咦?日本在戰爭的時候不是受害者嗎?”

  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講的是廣島、長崎被投放原子彈,但關於在中國、朝鮮和其他國家做了什麼,學生們不知道。

  初中的歷史課本裡,有關於“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兩頁紙,老師講課時跳過了。麻衣問老師,這個內容你不講嗎?老師說,這個內容在考試試題中沒出現,不用學。

  正是因為未知,她開始對戰爭感興趣了。她想搞清楚,人類為什麼需要戰爭?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圖書館沒有給她答案。老師告訴她,如果你有這些困惑,你應該上大學。

  她於是改變想法,考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在大學裡,她遇到了許多亞洲留學生。課上,大家熱烈討論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她一頭霧水,覺得慚愧,“身為日本人,卻不知道日本社會的這些歷史問題。”

  她深深感受到,歷史被極度邊緣化,戰爭的苦痛與傷害,已經被人們的記憶流放。

  那時正是20多歲,用她的話說,是一個“熱情討論社會問題又沒有找到目標”的年紀。

  2008年,朋友帶她去旁聽了一場審判。

  那是在東京審判庭,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訴日本政府的二審開庭。81歲、又矮又瘦的黃有良,在上百旁聽者面前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講述了自己在戰時成為“慰安婦”的經歷,以及戰後六十多年她的苦痛。她說,到日本打官司,是為了現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樣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當場,“打擊很大,因為她的體驗太殘忍了。”

  這場庭審,撒下了一顆死不掉的種子,讓這個從小特立獨行的女孩,決定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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