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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崛起成為改變世界體系結構的主要因素和構建全球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
中評社╱題：新時代全球新秩序的時代性與中國角色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任何國際秩序都以相對穩定的國際力量結構為基礎，其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還有賴相應的國際主流價值觀的感召力、國際規範規則的合法性和相應運行保障機制的有效性。全球新秩序應該建立在全球力量新的相對均衡、國際規範規則公正合理化和相應保障機制靈活有效的基礎上，應該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為指引，以服務全人類共同利益為根本宗旨。
一、新時代呼喚全球新秩序
十九大正式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指導思想，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越來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社會穩定、文化繁榮、經濟轉型升級、國際影響迅速擴大，不僅社會制度代表人類進步方向，而且指導思想上引領時代潮流。
當今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明多樣化、威脅多元化并存，“安全困境”、發展困境、“治理赤字”同在。“地球村”必須共同應對恐怖主義、核擴散、氣候變化、逆全球化等全球性威脅，面臨構建全球新秩序的根本性課題。習近平主席在第70屆聯大發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講話，為全球新秩序構建指明了正確方向。他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任何國際秩序都以相對穩定的國際力量結構為基礎，其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還有賴相應的國際主流價值觀的感召力、國際規範規則的合法性和相應運行保障機制的有效性。全球新秩序應該建立在全球力量新的相對均衡、國際規範規則公正合理化和相應保障機制靈活有效的基礎上，應該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為指引，以服務全人類共同利益為根本宗旨。所謂全球新秩序，是指建立在全球新的相對均衡穩定力量結構之上、且符合當今時代主流價值取向因而能够被普遍遵循的國際行為規範、處理國際問題的基本原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穩定有序的世界整體局面。
其基本內容包括：價值理念上，在維護民族國家合法利益基礎上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培育、樹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政治外交上，各國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相互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道路，不把自己的價值觀、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強加於人；經貿上，在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前提下，堅持開放互惠原則，加強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增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經濟組織與磋商機制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使世界經濟秩序公正合理化；安全上，在確保國家核心安全利益前提下，超越零和思維、冷戰思維、同盟思維等狹隘安全思維和絕對安全、片面安全、單邊安全等霸權安全觀，樹立“共同、相對、綜合、合作、可持續”新安全觀，消解“安全困境”、“休昔底德陷阱”，構建普惠性地區和全球集體安全機制，更好應對傳統安全和非軍事安全挑戰與威脅；文化上，通過交流、互鑒，超越文明隔閡、對立，跨越“文明衝突陷阱”，形成各民族文化包容互鑒、和諧共處、相得益彰、異彩紛呈的全球文化新生態。
二、新時代全球新秩序的時代性
歷史上國際秩序都建立在大規模戰爭基礎上，充滿大國間權力博弈和利益妥協。全球新秩序構建也必然充滿矛盾，免不了大國間激烈博弈。但是，全球新秩序不應該也不會建立在新的大規模戰爭基礎上，必須在和平發展環境中逐步構建，需要全世界尤其是大國間的磋商、協調、合作、妥協。這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慘禍的人類社會共識，是由人類文明總體進步決定的。在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主題、公平正義成為普遍價值追求、國際關係民主化法治化成為時代潮流、開放包容和合作共贏成為時代要求的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新秩序必將具有一系列鮮明時代性。
繼承與漸變性。全球新秩序不可能從天而降,必須以現有國際秩序為基礎，其時代性并不意味著斬斷歷史，而是意味著在歷史揚棄基礎上的時代創新。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全球化新時代，全球新秩序不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翻版，也不是推倒重來。二戰後國際秩序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基礎上和延續強權政治邏輯的美蘇兩極霸權結構之上，法理上以《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和原則為基本國際行為指南和規範，但實際上主要以美蘇對立的霸權意志和爭霸目標為指南，以維護兩極霸權和平為原則規範，以兩極霸權均勢制衡為保障機制。因此，二戰後國際秩序實際上包含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法理秩序和以美蘇爭霸為軸心的兩極冷戰霸權秩序。全球新秩序構建就是在摒棄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過時思維和內容但繼承其合理內核基礎上的時代創新。全球新秩序要摒棄的是冷戰零和遊戲規則、大國爭霸邏輯、霸權和平目標及其保障機制，其繼承性體現在遵循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代表的當代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其創新主要表現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和“合作共贏、包容互鑒”新型國際關係觀念為引領。因此，全球新秩序是在沒有霸權戰爭的背景下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後國際法理秩序的繼承與發展，不是也不可能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因而具有歷史繼承性、漸變性。
和平發展性。以往國際秩序往往是霸權戰爭勝利者對世界的強行安排，從而種下了下次大戰的種子，本質上是兩次霸權戰爭的間歇，不具和平發展性、可持久性。但是，二戰後國際秩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原因有三。一是人類進入核時代後，大國間逐漸形成足够相互核威懾防止了霸權戰爭，保證了世界總體和平（盡管是冷和平），國際秩序初步具有和平演化性。二是經過冷戰過渡，世界主題從戰爭與革命正式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冷戰後世界正式進入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世界和平發展有基本保障。後金融危機時代，雖然世界處於全面深刻複雜變化中，但是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強調“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主題”。三是冷戰後國際秩序演變在冷戰和平終結背景下展開，全球新秩序的漸變性和對二戰後國際法理秩序之原則規範的繼承性從根本上決定了其和平發展性。隨著當今世界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共同利益不斷增多但地緣政治衝突等傳統安全威脅加劇和生態環境惡化、恐怖主義肆虐、瘟疫流行等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凸顯，全世界越來越休戚相關、命運與共。國家間共同利益、共同威脅和相互矛盾同時增多的複雜現實要求全世界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不斷加強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促進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從而決定了全球新秩序的和平發展性。
公平正義性。歷史上國際秩序都由霸權戰爭勝利國塑造和操控，體現強權意志和霸權利益，缺乏國際公正性。二戰後，人類社會終於以十分慘重代價換來了實現國際公平正義的希望。雖然二戰後國際秩序也是主要戰勝國折衝樽俎、相互妥協甚至拿別國利益做交易的產物，但是它開啓了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具有一定公正性和普惠性，那就是由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國家主權原則和集體安全機制。雖然這一公正性和普惠性先後遭到美蘇爭霸和美國單極霸權的嚴重侵害，但是隨著冷戰結束和美國單極霸權終結，聯合國應有權威和它代表的國際公正性和普惠性重新開始顯現，依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民主化與國際秩序公正合理化，成為21世紀的時代要求。在人類文明多樣化又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新時代，只有和平發展還不够，公平正義已成為時代必需。
包容互惠性。孟子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在當今全球深度融合與密切互動的新時代，在各國國情、歷史傳統、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千差萬別的當今世界，用一種價值觀、一種原則標準、一種道路模式去指引、衡量、套用或規制所有國家肯定行不通，那只會製造衝突，加劇矛盾，造成戰爭災難。所以，各種文明或文化、各個民族或國家應該遵循“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君子交往原則，以包容、謙遜的態度彼此對待，努力爭取“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和美局面；必須摒棄零和游戲規則，杜絕以鄰為壑政策，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親誠惠容的新型國際關係觀處理彼此間複雜關係，在相互開放包容中互利互鑒，在維護自身安全時維護共同安全，在謀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世界各國應該共同努力構建更宏大、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新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在其中找到應有位置，享有應有話語權。
三、全球新秩序的中國角色
鑒於中國超大型人口規模、特大型經濟體量、獨特政治大國身份、深厚歷史文化底蘊與和平發展國家大戰略，中國崛起成為改變世界體系結構的主要因素和構建全球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中國已歷史性地走到世界舞台中央，被新時代賦予重大使命，在全球新秩序構建中發揮著非常積極的獨特作用，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包容互鑒”、“親誠惠容”等新型國際關係主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引領時代新潮流，代表國際關係和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體現了當今全球化新時代全人類的共同意志、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中國角色非同一般、不可替代，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沒有中國的全面參與、原則堅持、真誠代言、重要貢獻和正確引領，全球新秩序無從談起。
中國是全球新秩序舉足輕重的全面參與者。在先後遭遇西方全面孤立遏制和美蘇同時威脅的險惡國際形勢下，新中國曾長期把二戰後國際秩序視為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產物而置身其外。隨著上世紀7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改革開放啓程與逐步推進，中國從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批判者變為參與者，并在“入世”後迅速成為全面參與者。中國和平發展、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外交遍及全球。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以更積極主動姿態和更大力度全方位參與全球治理，作用舉足輕重。中國迄今已加入幾乎所有全球性國際組織和400多項國際多邊條約，發揮著至關重要的積極影響。當今世界，若無中國參與，任何全球性挑戰的應對、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的解決、任何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都不可能。中國國際秩序觀及其實踐的歷史性轉變，既是適應中國基本國策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的需要，也是順應全球化潮流的需要，既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中國是二戰後國際法理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全球新秩序必須建立在聯合國代表的以國家主權原則和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為核心的國際法理秩序之上。認為中國崛起將徹底推翻二戰後國際秩序的觀點是對中國的誤解甚至抹黑。作為聯合國主要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堅決主張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及集體安全機制，堅決維護聯合國權威和戰後國際法理秩序。中國堅決反對的是借聯合國名義甚至拋開聯合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屆聯大一般性辯論時莊嚴宣告，“中國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持走合作發展道路，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王毅外長也指出，“我們沒有理由挑戰在戰勝法西斯基礎上建立的國際秩序，也沒有動機去推翻自己全面參與的國際體系”；“中國是當今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是建設者而非破壞者，是貢獻者而非‘搭便車者’。”事實上，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和打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國堅決反對日本以“正常國家化”名義突破戰後國際法理秩序的圖謀。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真誠代言者和利益維護者。發展中國家不僅在世界事務中缺乏話語權，而且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導致的戰爭和衝突的主要受害者，其國家主權等核心國家利益經常受到侵犯。這種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違背和平發展和公平正義之時代潮流的局面正在改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已成為全球新秩序構建中的重要力量。中國雖是第二經濟大國，但人均GDP仍屬發展中國家之列。中國始終堅持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做發展中國家的真誠代言者和利益維護者，充當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和世界公正力量的代表。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大演講時重申，“中國在聯合國的一票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王毅外長也重申，“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這一票，始終致力於推動國際公平正義，維護發展中國家、弱小國家的正當權益。中國在安理會的否決權，始終發揮著抑制戰爭衝動、抵制強權邏輯的重要作用。”作為特殊的發展中國家和負責任的新興大國，中國充當發展中國家的真誠代言人和利益維護者，既是努力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又是承擔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和促進世界秩序公正合理化的國際責任。
中國是全球治理的重大貢獻者。中國倡導修訂世界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部分，積極主導創建符合時代潮流和人類社會需要的新規則、新規範、新機制，努力提供地區乃至全球性公共產品。在經濟領域，中國為國際合作共贏和全球治理體制公正化貢獻智慧、提供方案：“一帶一路”為國際經濟合作提供新平台，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銀行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G20杭州峰會為全球經濟治理指點迷津，人民幣“入籃”推進國際金融話語權公正合理化。在安全領域，中國支持聯合國在應對各種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發揮積極主導作用，強化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三股極端勢力，在應對叙利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時主持正義，在處理伊核問題和朝核問題中秉持公正立場，在達成伊朗核協議和維護朝鮮半島和平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倡導共同但有差別責任的原則，承擔主要減排責任，為達成《巴黎協議》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是構建全球新秩序的正確引領者。西方尤其是美國與中國代表的新興力量和發展中國家在構建全球新秩序中存在不少分歧。在西方的世界影響逐漸下降、逆全球化肆虐歐美的新形勢下，全球新秩序的構建需要有努力推動新型全球化、真正能代表時代發展方向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強大新興力量作為引領者。這個引領者，非中國莫屬，中國也應當仁不讓！今日中國不僅有越來越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引領全球新秩序構建的力量基礎，而且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包容、和諧”的新型外交大旗，極力維護“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倡導樹立超越冷戰思維、零和思維、同盟思維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新型國際安全觀，懷抱和衷共濟、協和萬邦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天下主義情懷，信奉建設和平、民主、公正、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理念，推進融中華優秀傳統“和合”文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中國日益全球化的國家利益於一體的全球化新時代的中國和平發展戰略。從2016年G20杭州峰會到2017年G20漢堡峰會，從2016年年初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到2017年5月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反復倡導“開放、包容、創新、平衡、合作、共贏”新型全球化理念得到全世界普遍贊賞，中國已成為全球新秩序構建的引領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3月號，總第24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