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古代詩歌的發展，顯然是受中原的影響。明代以前，詩壇雖出現過張九齡、餘靖等大家，但詩人分布面不廣，這個時期還只是一個接受影響和醞釀高潮的時期。明代以後，嶺南詩壇詩人輩出，詩歌創作繁榮，詩論也顯成熟，嶺南詩壇才進入自為階段，並逐漸形成“嶺南詩派”。
一般認為嶺南最早的詩人是楊孚，他所著的《南裔異物贊》是用四言詩寫成的。楊詩頗有《詩經》風韵，比興言志已相當圓熟。如《鷓鴣》詩雲：“鳥象雌雞，自鳴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漢詩多為四言詩，楊孚的創作也接受了這種形式。南朝梁、陳時期，曲江侯安都、“嶺南奇才”劉删等也以能詩著稱，但詩作極少流傳下來。
唐代嶺南最著名的詩人是張九齡，現存《曲江集》收有他的詩作二百三十多首，《全唐詩》錄為三卷。《感遇》詩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一雲：“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栖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詩評家認為，張九齡的詩“直接漢魏，骨峻神疏，思深力遒”，為後代所推崇。作為唐初詩壇的革新者，張九齡用他的創作實踐力排梁陳宮廷詩的頽靡風氣，為唐詩的繁榮作出了貢獻。他的一些抒情詩頗為清新淡雅，被認為是“清淡派”的首創者。
從張九齡的創作成就看，唐代嶺南詩壇應有一定的基礎，詩人也當還有一些，可惜見諸記載的卻不多，晚唐嶺南詩人邵謁、陳陶也有詩名，《全唐詩》錄有陳陶詩二卷。
宋元嶺南詩壇仍顯冷清。北宋曲江人餘靖詩作沉鬱峭健，“骨格清蒼”，在詩壇獨樹一幟；南宋廣州崔與之筆力老健，詩作高華壯亮，有唐人遺韵；南宋番禺人李昴英也頗成就，詩風骨力遒健，剛直之氣自然不掩。元朝新會人羅蒙正、黎貞詩作不少，前者著有《希呂集》，後人認為他的詩“圭臬盛唐，元氣渾然，調高字響”；後者著有詩稿七卷，也都頗為雅正。
宋代嶺南作為官宦的貶所，不少著名名文人詩客被貶南來，其時間延續之長，地域流布之廣，幾乎為歷朝僅見。他們在嶺南的創作，既豐富了嶺南詩壇，也為嶺南詩壇日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在這些詩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蘇軾，他作為一代文豪，詩名顯著，在嶺南活動時間既長，所到的地方又多，粵中、粵東、粵西、粵北、海南島幾乎都留有他的詩篇，其影響自然可以想見。宋末朝廷南逃嶺南，士大夫一時雲集，如文天祥、陸秀夫等慷慨悲歌，對嶺南詩壇也不無影響。
現存嶺南宋詩甚少，過去有人認為是因為“崖門兵燹，版籍蕩然，無明均尚唐音，無人收拾”。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其實還應該看到，宋元時期嶺南詩壇還很不成熟，作者並不很多，所以傳世作品也就不多見了。南宋末年嶺南罹及戰亂，雖也湧現出趙必豫、李春叟、袁玧、陳紀、馬寶南、何文秀等愛國詩人，但其規模遠非南明時期可比，這裡也可看出宋元嶺南詩壇的薄弱。
入明以後，嶺南詩壇經過中原詩風的長期浸染，開始走向自為階段，一般士大夫幾乎都能為詩，而大家也代有人出。在嶺南詩派形成後，創作上更是高潮迭起，出現一派繁榮景象。
明初，孫卉、王佐、趙介、李德、黃哲等五位詩人，在廣州南園組織詩社，號稱“南園五子”。五子的詩作，上追唐人格調，力矯當時詩壇纖弱萎靡之風，為有明一代嶺南詩壇開創新局面。其中孫卉成就最高，被譽為“嶺南詩宗”。他的詩“氣象雄渾”、“清圓流麗”，“五古遠師漢魏，近體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頌”。“南園五子”的詩作，有明代嘉靖年間陳暹的輯本《南園五先生詩》五卷，輯入詩作近二百首，其中孫卉作品最多，達一百餘篇。
繼“南園五子”之後，嶺南詩壇由邱浚、陳獻章、黃佐再欣高潮。邱浚詩多於錘煉，法度嚴謹，典雅清麗；黃佐詩“休貌雄闊，意思深醇”，風格壯浪恣肆。而陳獻章詩題材廣泛，詩風超妙自然、清新秀美，不愧為嶺南詩壇的大家。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在世時已有詩集傳世。現存詩作二千多篇。小詩寫景、狀物、抒情別有意趣。如《看柳》雲：“淺塘低竹小泥村，黃土墻扃白玉門。望見溪頭楊柳樹，行人都訝是桃源。”陳獻章作為心學大師，也常將學說入詩，他的學生湛若水將他的這類詩作編成《白沙子古詩教解》二卷。詩雖重於說理，但明白流暢，於形象處顯哲理，也頗有特色。如《示黃昊》雲：“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把柄在手。”陳獻章在詩壇的成就，不僅限於詩作，還表現於他的詩論。他認為“詩之工，詩之衰也”；詩應表達真情，應率真，“七情之發面為詩”，詩必須具有風韵，“無風韵則無詩矣”，“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他還認為詩可大用，可小用，大用在於載道，小用在於“雪月風花之品題”，他當然更主張大用，正因為有見於此，他才寫了不少哲理詩。永樂成化年間，中原詩壇被浮靡的“台閣體”壟斷，嶺南詩風有別於此，已形成自己的風格。
明代中後期，嶺南又有“南園後五子”，他們是歐大任、黎民表、梁有譽、李時行、吳旦等。另外還有歐大相繼出，主張“力祛浮靡，還之風雅”。這時，由於明代已進行末世，民族矛盾尖銳，鬥爭激烈，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歐大相的詩作以反映社會現實為主，為嶺南詩壇帶來了現實主義的風氣。隨著明代的衰落以至滅亡，這一詩風演變成壯懷激烈、堅貞不屈、視至如歸的民族精神的表現，愛國主義成了這一時期嶺南詩壇的主旋律。詩人很多，詩作也很多。他們的代表人是明末廣東三忠的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及鄺露、黎遂球、梁朝鐘、黃公輔、郭之奇等。代表作多為慷慨悲歌，如“儒冠多被英雄溺，爭得咸陽一劫灰”；“淚嘯複悲歌，嚙斷長虹氣”；“蹈海肯容高士節，望鄉終軫越人吟”；“泉路若逢文信國，不知雙眼可誰表”；“丈夫不做尋常死，縱死常山舌不磨”，等等。這是嶺南詩壇在明亡時畫下的感嘆號！
隨著清政權的日益鞏固，士大夫反清複明的追求逐漸從行動轉變成情緒，嶺南詩風也從慷慨激越轉變成深沉含蓄。如王邦畿“也知匕首無成事，只重荊軻一片心”；陳子升“世亂微臣珍晚節，塵空老眼極秋毫”；屈大均“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消沉”。而這種風格，“嶺南三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的詩作表現得最充分。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早年參加抗清鬥爭，後退隱不仕。其詩作前期慷慨豪邁，後期蒼涼深刻。《舊京感懷》雲：“羽翼秋高未奮飛，移家偏問帝王畿。文章總為先朝作，涕淚私從舊內揮。燕雀湖空荒草長，胭脂進滿落花肥。城邊亦有陰山在，怪得風沙暗翠微。”詩評家認為：“翁山之詩，兼李杜而有之。取材極博，熔鑄以自成家。”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其父陳邦彥抗清亡家，陳恭尹幸免於難。共詩多寄故國河山之思，對清初嶺南的瘡痍荒涼局面也多有描寫。《崖門謁三忠祠》雲：“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波浪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台讀舊碑。”詩作感慨深沉，悲歌嗚咽，從此可見其詩風的一斑。梁佩蘭，字芝五，南海人。與屈大均、陳恭尹一樣，也是由明入清的詩人，但與屈、陳不一樣的是，他曾入仕清朝。他的詩的造詣較為全面，而詩作也頗顯複雜的感情。早年多寫社會疾苦，有較高的現實主義價值。代表作如《藏馬行》等向為詩壇稱頌，其《秋夜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一）》雲：“大節平生事，文章複不刊。墨痕尤似漬，碧血幾曾幹。自得乾坤正，誰知世事艱。草堂燈一點，霜氣迫人寒。”
清代嶺南詩壇也十分繁榮，馮敏昌、黎簡、宋湘號稱大家，至嘉慶，道光年間，“粵東三子”譚敬昭、黃培芳、張維屏繼起，把“嶺南詩派”的範疇推得更廣，內容和形式也更顯充實。
來源： 廣東文化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