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缺乏這樣的例子：一位文學博士同時也是一位多產作家。梁鳳蓮很可能是個例外。2005年出版《西關小姐》的時候，文學界人士給她的雅號叫做“梁博士”，之後樑鳳蓮出了散文集《情語廣州》，之後到加拿大攻讀博士後，結合自己在加國旅行的經歷，回到廣州後的她，出版了第二本散文專集《被命運催趕的夜晚》。有趣的是，這本散文集出了之後，大家對她的愛稱並沒有上升到“梁博士後”，反而親切地變成了“阿蓮”。總結自己的文學行旅，梁鳳蓮自己也說：“行旅的過程其實就是蛻變的過程。”
梁鳳蓮在《被命運催趕的夜晚》中的後記《為了遠方》中寫道：“所謂行萬里路，最終只是為了走回自己，可以促膝相對，可以赤裸坦陳，行旅的過程也就是蛻變的過程，甚至是悟化的過程，我甚至不必擔心在世俗的時間中老去，我只需要在自然的年輪裏長成，敏感的我在旅途中越發敏感了。”
▲對話梁鳳蓮：遠方是一種意象
記者：這兩年聽說您不停地“在路上”，都去過哪些地方？經歷了怎樣的文學之旅故事？
梁鳳蓮：我是個不喜歡熱鬧的人，但卻喜歡走遠方。弗吉尼亞•伍爾芙說過：有時我想天堂就是持續不斷的、毫無倦意的閱讀。而對我來說，走遠方就是一種閱讀。西班牙詩人洛而伽的這句詩常常讓我動容：它哭泣，是為了/遠方的東西。我走過中國的山水，走過了在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理論高研班的那些傷神的日子，最後度過了讓我成為遊子的那段時光——在加拿大的孤獨求索。這些經歷統統都彩繪成了我“被命運催趕的夜晚”。
記者：文學評論家們評論您在這本散文集裏寫到的“遠方”，很多都是以“廣州印象”為基點的，直接抒發著一個走遠方的人的故土情懷。這種“遠方的意象”您看是什麼？
梁鳳蓮：事實上作家在出了一部作品之後基本都到了極度鬆弛的狀態，我完成了《西關小姐》之後，感覺也是如此。《西關小姐》是我的《羊城煙雨四重奏》系列的第一部，這兩年來我正走入該系列第二部《東山少爺》的創作。《東山少爺》要走出《西關小姐》設定下來的“文學圈套”，我想就應該走出我的固守和封閉，出發到遠方。這種“遠方”其實不是指廣州以外的某個地方，它是一種意象，是一種“廣州印象”之外的“他方事物”。愛好旅遊的人就知道，到了一個新的城市，總會拿自己的城市來對比。我的這本散文是我旅行的總結，裏面的“遠方的意象”，與其說是一些感性的文字，倒不如說是一些思索的鋒芒，這種鋒芒我用到《東山少爺》中去，那麼《東山少爺》對比起《西關小姐》，才會是“上升的”。
記者：說說您在加拿大的生活吧，聽說您過得很滋潤，經常去走走鄉間、踏踏雪什麼的，為什麼到了散文裏你會用“被命運催趕”來形容？
梁鳳蓮：當一個人旅行的時候，有一時的風景快意，更多的是“在家千日好”的那種感歎，尤其是對於一個作家。在加拿大我玩得開心，也過得孤獨和困難。離家很遠的感覺，語言、文化對我的撞擊等等，都會變成我筆下感性的文字。
記者：為什麼你的同學都叫你做阿蓮？
梁鳳蓮：記得讀“魯院”高研班的那段日子，來自天南地北的同學都叫我“梁博士”，文學到了“坐而論道”的博士階段，有點可怕；可是現在隨著我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提高，黃桂元學兄提起稱我“阿蓮”，說是因為我的散文已經擺脫了學者韻味，慢慢地建立了一種“清•純”的面目。這個稱呼的變化，算是我這兩年文學行旅的一個重要蛻變吧。
記者：現在廣州文壇中露出一種什麼面目？您作品的“都市性”表現在哪里？
梁鳳蓮：我生活在廣州，首先運用的是“都市化”的語言，我旅行的城市，很多也是“都市化”的，我寫的《西關小姐》、《東山少爺》等，本身就是“都市化”之下的一段歷史故事，運用的也是都市情感思考。然而我這本《被命運催趕的夜晚》，離廣州曾一度流行的小女子都市散文很遠。現實中我不追趕流行時尚元素，在散文中亦複如是。所以一些簡潔、樸素、感性的東西一寫出來，似乎“都市味”不太濃。然而這種感性之下還是掩藏著我的都市思想：一個都市女性“在路上”的求索。現在廣州的“都市風”創作很強勢，我覺得是個好苗子，我們能有自己的都市文學就好，不一定要老去學香港的和北京的。
▲小檔案
梁鳳蓮，一級作家，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于暨南大學，獲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東亞研究所作博士後研究。
已出版個人專著15種，發表各類體裁作品逾400萬字，長篇小說《西關小姐》、散文集《遠去的諾言》、《被命運催趕的夜晚》等。（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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