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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銘:很多東西都是在讀書之外學的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0-23 16:52:15  


  香港灣仔一家酒店的大堂咖啡廳裏,劉紹銘先生斟了一杯紅酒,整個訪談的過程,他的手常握酒杯。酒喝完了,談話也算結束,他匆匆要過海到尖沙咀,電話聽見他說:想過海去買煙絲。

  劉紹銘的酒名早有耳聞,不想今日得見,感覺竟是如此特別。他寫過《借問酒仙何處有?》、《半仙•如半仙》,酒話連篇,說的儘是和老友們喝酒之事,這些老友都非等閒之輩,其中就有胡金銓、胡菊人、戴天、余國藩、瘂弦、楊牧、李歐梵。劉紹銘有感而發:“愛酒的人不會酗酒,因深知‘醉後添杯不如無也’。可是,另一方面,要真的懂得酒中趣,倒也得先具視死如歸的精神。不能一手握杯,另一手卻量著自己的脈搏。如果結了婚,自己視死如歸還不夠,還要太太充分合作,視若無睹。要不然與友輩杯觥交錯中,她以醒者身份,舉出一些最近公佈的酒與健康的衛生數字,一下子在座酒仙成謫仙,英雄變狗熊。”

  在美國生活多年,劉紹銘卻說出“落寞”二字。對心折的作家張愛玲為生活所迫,一小時挨一小時地在光天化日的辦公室裏枯坐,他想到的是“落難”:“以‘落難才女張愛玲’為題,在感情上已見先入為主的偏袒。在‘封建’時代,末路王孫迫于環境而操‘賤業’,謂之‘落難’。”對佩服的學者洪業在哈佛終其一生,始終拿不到教授資格,他想到的是“難民”,“洪業1946年後在哈佛當難民,已是坐五望六之年,還是一介布衣,非進士(博士)出身。在當時環境來說,能夠以講師或研究員終其身,可說是哈佛同仁念舊的結果。”

  劉紹銘自小在香港成長,家境困難而失學,以苦學有成,執教美國。最終歸根香港,住所卻在僻遠的屯門。他自稱如今沒有要緊的事,很少從屯門山長水遠地來一趟港島或九龍。閒談中,我們幾乎數遍了在香港寫作的高手,劉紹銘似乎對別人的文章談興更高。而一說起遠在北京的楊憲益,他即刻背起楊憲益的詩句:“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然後舉杯,一飲而盡。
  
  ●一輩子最感恩的老師是夏濟安
  
  劉紹銘1934年生於香港。在香港念完小學時,父親在廣東一家學校教書,因營養不良,肺病復發逝世。劉紹銘在香港念完初一後就失學,先在一家印刷店當了兩年的學徒,後來改在一家計程車公司當接線生。其間,劉紹銘換了好幾個差事,工余自學中英文,1956年以自修生資格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
  
  記者:你到臺灣大學讀外文系之前,沒有正式地讀過高中?

  劉紹銘:我只念到小學畢業再讀一年初中就停了。我就做童工,做了一年出來,做書店賣貨員,晚上念夜校,7點到9點。

  我在的士公司上班時,選了午夜12時至明晨8時那一班。這段上班時間有一個好處:電話不響的時候,時間全是你的。每夜1時左右到第二天同事來接班前這六七個鐘頭,全是我自修中文、英文的時間。

  那時候買書的錢都沒有,就看副刊。那時候的報紙比現在的好。這種晝夜顛倒的生活對處在發育年齡的孩子影響很大。差不多有大半年時間,我沒有一天連續睡上四五小時的覺的紀錄。睡眠不足,再加上營養不良,我做通宵班的工作不到一年,就患了初期肺病。

  1956年,是朋友告訴我去考台大外文系的,因為我小學同學中有規規矩矩念書念到高中,再跑到臺灣去,對我說:“你來吧。”我就考到臺灣去。

  記者:當時的教育水平足以到臺灣大學去讀書嗎?

  劉紹銘:當時我有空餘時間就去念英文專科學校,從1955年至1956年,我每天早上上兩個鐘頭的課。1956年春末應試,我順利拿到皇家認可的會考英文中學文憑。去台大外文繫念書時我已22歲了,超齡三年,大一英文第一次測驗拿了99分。

  記者:在香港時,你跟余英時先生還有一段淵源?

  劉紹銘:余英時先生當時在《中國學生週報》,是第一任社長。他是新亞書院的,我也考了新亞書院,但是沒有錢。我就寫稿,當時還不到20歲,賣錢。記得余先生跟我見面時,結了一朵紅色的蝴蝶領帶,真是雄姿英發,但是我們當時說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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