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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溫暖的楊德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7-13 16:44:26  


  人在北京,突接收到好友從香港發來的短信,告知:楊德昌走了! 

  和楊德昌一直都保持聯繫的餘為正(香港電影攝影師)前些日子就曾對我們說過,楊的病看來一時半會好不了,希望上天有眼,讓他早日恢復健康。殊料,才不過半年多一點點就傳來噩耗…… 

  和楊德昌結識是多年前的事了。1992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式電影是他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被他影片的寫實感震撼。沒想到就在當晚宵夜時,楊也出現在同一餐廳,當然不會放過認識他的機會了。一聊,才知道該片是他的半自傳性質,少年時在臺北眷村(當年從大陸隨國民黨撤至臺灣的軍政人員家眷集中居住地方)的事讓他無法忘懷,特別是那“白色恐怖”時期,他的一些兒時好友因家裏產生變故,多年後才有機會重聚,現在將這樣的故事拍出來,算是對那個年代的記錄。我告訴他,看完你的電影,衝動得就要急急回家寫“我的童年”了,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楊說:每個人的童年都應該記下來,因為只有童年時的話是最真的,童年的舉動最無心機。 

  之後,先後在香港、臺北見過楊德昌幾次。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部《一一》(2000)在香港公映後,在九龍彌敦道一家酒店玻璃屋咖啡室。那天連他就四個人,聊得十分暢快,談了足足一個下午。 

  初冬的陽光灑進這座別具一格的玻璃屋,暖洋洋,“歎”一杯濃濃的咖啡,邊談電影,實在是一件愜意的事。話題離不開他的《一一》和城市。我們談到,為什麼會在他的這一部影片中出現那麼多看來與影片無關的、像是過客的人物時,他表示,一個家不能只是有家人,人總會與各種各樣的人來往、打交道,無論是親戚、朋友或同事。然而,人也會對各式人等有著不同的關係和看法,有親有疏,要談的話或深或淺,他不清楚他是不是能夠通過這一個家庭和“他者”的來往過程裏很好地描述出某些人文觀察。而所有所謂的人文關懷,都需要通過一個家來表達。一個城市就是由許許多多個家庭構成。 

  一個朋友插話說:“這與白先勇的《臺北人》就很不一樣,你眼中的臺北是經過沉澱之後的臺北。”楊聽後笑了笑,說:“黃建業(時任臺北電影資料館館長)也有類似看法。”但緊接著他說:“你不能公開講,別損了白先生和我的友好關係啊!”我們聽了都大笑。談到香港和臺北,楊問:“香港現在是不是真的很慘?”我說:“亞洲金融風暴的確給予香港很大打擊,去年原來以為科技網股會給香港經濟帶來振興,可是,短短一年,又‘沉’下去了。”楊接著說:“香港是個好地方,每次來香港都抱有期望,因為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朋友,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朋友。表面上我看不出香港會‘沉’,有這麼多有意思的朋友,一定會讓香港再‘生猛’起來的。” 

  楊說話時總會面帶微笑。圓圓的眼鏡片後他那半眯著的眼睛可能就是帶出這種笑意的原因之一。就算是有朋友關心地問起他的病情(當時已知他在拍《一一》時就患了腸結癌)時,他仍在笑。那天他穿了一件雪白雪白的長袖襯衫,原本穿了件米黃色背心外套,也許當天的陽光光線很足,讓他感到有點熱了,他脫下外套甩到一邊,純白的襯衫映照著他談興正濃的面孔,原來白皙的膚色也顯映出少許光澤,興致勃勃的談話勁頭讓人感到他背後蘊藏著豐厚的對周遭的審視。別人在說話時,他聽得很專心,每當他覺得某個話題值得深談時,他就會打斷講話,很恰當地給予看法,但不會咄咄逼人,而是帶著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語調調侃著。由於他涉獵較廣,不時會引用他看過的書來傳遞他的觀點。這時的他,看上去沒半點像已被病魔入侵的徵兆。當我們問起他下一部電影將會拍什麼時,他仍是一笑:“想拍的東西很多,還是先看看再說。” 

  誰也沒想到這《一一》就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了。後來,有消息傳他準備和成龍合作卡通片《追風》,想通過成龍本人形象來創作出能夠在全球上映的電影。可惜得很,這個宏願未能實現。 

  有人說,楊德昌的作品超越了時代,或許所指的,就是他超越了電影。也有人說楊德昌有一種“深刻的悲觀”,可是,這個初冬的談話卻讓人感到在他身上只有一般暖流。 

  加州的陽光永遠燦爛。德昌兄,願陽光永遠和你相伴。

  作者: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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