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文化是有地區差异的。這恰如已故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在研究了中國文化的時代差异和地區差异後指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而文化與學術又是不可分割的，後者有地域差异，即有學派之分也早爲人所認識。梁啓超曾將先秦學派分爲南北兩支，各有其文脉和精神。也有人認爲學派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宋。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斥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婦行小慧”，皆有其病，反映清初文化較明代大爲倒退，但南北之分野還是清楚的。清雍正年間，還在國子監設“南學”機構，在國子監內肄業者爲南學，在外肄業、赴國子監考試者爲北學。另外，南學又指南方之學術，除了江南，也包括嶺南學術。晚清由于阮元、張之洞督粵，提倡辦學，設學海堂等機構，培養了一批飽學之士，嶺南學風始盛，聲名鵲起。自此，南學强于北學。20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有“文化中心流動論”，認爲明以後我國文化中心在浙江海通以後將移到廣東。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論述近代中國學術流派地域變遷時，曾于1933年12月讀了時在北京岑仲勉論著後複陳垣一封信中指出：“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陳寅恪之意，同樣肯定南學，幷預見它會超過黃河流域的北學 。但這裏所說南學，其地域應主要指嶺南，因陳寅恪指的粵人岑仲勉是順德人，幷將粵、江淮、黃河流域幷列。此後，有人稱“南學”即“嶺南學”，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璇教授即在不同場合，提出建立和研究“嶺南學”問題。
近年，地域文化研究在我國蒸蒸蔚起，有關著作不斷面世，僅遼寧教育出版社就先後出版“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凡24種，如《齊魯文化》、《巴蜀文化》、《兩淮文化》等，堪爲地域文化研究一件盛事。在此風推動下，嶺南文化研究更處于全國領先地位，納入上述叢書出版的即有袁鐘仁《嶺南文化》，盤福東《八桂文化》，關萬維《瓊州文化》等。另有作爲“嶺南文庫”一種出版的李權時主編《嶺南文化》、胡希張、莫日芬等《客家風華》、陳澤泓《潮汕文化概說》，以及此前陳乃剛《嶺南文化》、黃挺《潮汕文化源流》，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等，成就斐然，令海內外矚目。于是建立地域文化之學的議論再度興起，不僅有源于陳寅恪“南學”的“嶺南學”，還有“客家學”、“潮學”（“潮汕學”）、“珠江學”、“海南學”、“壯學”等，成果也源源而出，在我國學壇上展現一派萬紫千紅景象，令人歡欣鼓舞。但是，隨著嶺南文化研究的擴大和深入，特別是近年“珠江文化”概念的重新提出和有人主張用它取代“嶺南文化”。這要求人們對這兩個文化概念的內涵、特質、差异和聯繫作出明確分析，以利于區域文化的研究和開發。筆者擬在此發表一點粗淺意見，冀有助于兩者的協調和統一。
顧名思義，嶺南文化不僅是指産生于嶺南地區這個特定地理範圍內的文化，而且更爲重要的是它有自成體系的歷史淵源、特定內涵和鮮明地域特色。這個文化體系，具有其風格的地區性、歷史發展的穩定性和構成的完整性等特點，由此才能成爲一個獨立文化體系，在全國地域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在這些方面，對嶺南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者似乎都不存在异議，且多數人都認爲嶺南文化具有多元、開放、兼容、重商、務實、開拓、創新等文化特質和風格，還可分爲廣府、客家、福佬（潮汕和瓊雷）、海南、八桂、以及壯、黎、瑤、佘等民系和民族的亞文化。而“珠江文化”論者，在文化特質和風格方面，與上述對嶺南文化的認定基本一致，幷無原則分歧，但哪個概念更科學合理、更能反映這個地域文化的本質和規律，却是可以討論的。筆者以爲，兩個概念相比較，至少在以下方面有較大差异：
1.文化概念出現時間比較
一般意義的南學，泛指南方地區學術或文化，而非特指嶺南，這如上述起源甚早，但明顯指嶺南，應依陳寅恪所言，在上世紀30年代。而珠江文化概念，就筆者接觸到的資料，始于上世紀20年代。1926年郭沫若來廣州，任教于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在《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中說：“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在這裏郭沫若不僅提出，而且高度評價珠江文化作用力。如今讀之，郭老具有何等的科學預見性和深刻洞察力。而“嶺南文化”作爲一個專門用語，據曾昭璇教授告知，他上世紀40年代在嶺南大學讀人類學研究生時，已見嶺南大學重建“嶺南文化研究所”。按嶺南大學歷史悠久，據此推測，“嶺南文化”在民國初年已在學術界流行使用，與“珠江文化”專用詞出現時間很難作出早晚區別。但近年“嶺南文化”使用較多却是事實，這與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崛起是分不開的。
2.文化涵蓋地域範圍比較
嶺南泛指五嶺山地以南廣大地區，含今廣東、廣西東部、港澳和海南島，以及越南北部部分地區（本文不涉及），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而珠江流域包括兩廣大部，雲南、貴州部分、湖南、江西少數地區，約44.2萬平方公里，比嶺南地域範圍要大，但兩者大部分地區是重合的。一種文化形成以後如果它是强勢文化即可以向周邊地區輻射，幷使之納入自己的涵蓋範圍。就像北京不在黃河流域，却是黃河文化區一個最重要文化中心一樣，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都有這種向外擴展態勢。珠江文化除擁有流域範圍以外，還將韓江流域、兩廣沿海一些獨流入海小河，如螺河、漠陽江、鑒江、南流江，以及雷州半島、海南島襄括入自己涵蓋範圍，故比嶺南文化具有更加寬廣發展空間。而按1982年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我國可擁有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它主要分布在南海。這片新的海洋國土，是海洋文化賴以形成、發展的地理基礎。顯然嶺南文化、珠江文化都可以把海洋納入自己的地域範圍，但如上述，在同等條件下，珠江文化比嶺南文化範圍要大是無可置疑的。另按某些人觀點，嶺南文化地域範圍是不斷變化的，從明至清中葉，“其地域範圍主要指廣東地區，嶺南文化的概念所涵蓋的地域已縮小，其代表又是其中的珠江（狹義珠江——筆者按）系文化”。倘若如此，則本文所稱珠江文化比嶺南文化範圍更大，因它幷沒有朝地域收縮方向發展。
3.文化海洋性比較
珠江八口出海，江海相接海岸綫之長，甲于我國其他大江大河口岸。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海河交互作用將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珠江流域內找到自己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幷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此實爲江水的親和力所致。如果說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在海洋性這一特質上是共同的話，那麽珠江文化因以江河命名，更突出了它的水文化內涵，便于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對接和溝通，至少在形式上比嶺南文化顯示更多海洋性。又黑格爾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珠江水系四通八達，生活其間民性靈巧、開放、精幹，而山區人性格淳厚、樸拙。顯然，珠江文化概念比以山地命名嶺南文化概念在表達區域人文精神風貌方面要勝一籌。
4.文化的系統性比較
珠江作爲一個水系，由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網河組成，交會于廣州附近，形成扇形聚水格局。珠江這種系統性和完整性明顯優于南嶺山地體系。所以流域內文化發生、交流和融合過程及其風貌，從支流到幹流、從上游到中下游乃至整個水系，都呈現鮮明的等級性和系統性，而山脉或山地則否或不甚明顯。因爲河流是按一定等級和路綫不間斷地運動。在古代水路交通比陸路要方便快捷，文化交流也以水爲載體展開。山脉或山地一般說來是靜止不動的，所以珠江文化概念比嶺南文化不但系統性强，而且更富生機和活力。
5.文化起源比較
江河毫無例外被視爲人類文化或文明的搖籃，世界文明古國發祥于尼羅河、恒河、黃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等。在我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中，以前認爲黃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以後隨著研究深入，長江、珠江、黑龍江、雅魯藏布江等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從一元論到多元論，皆源于對江河文化作用的深入認識。文化人類學、歷史學和地理學者歷來都賦予江河對人類文化發源的重大意義。英國歷史學者亨利•巴克爾《英國文明史》即認爲泰晤士河是英國文明一條偉大的歷史河流。1936年德國作家路德維希寫的《尼羅河傳》，即反映孕育古埃及文明歷史。此書曾由商務印書館作爲“萬有文庫”一種刊行。著名文化學者陳原爲該書中譯本作書評說：“每一條大河，都經歷了盛與衰，都記錄了人間的歡樂與苦難。每一條大河都是一部人類奮鬥的歷史，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說，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會史”。著名歷史地理學者、中科院資深院士侯仁之教授在他主編《黃河文化》一書中，即把黃河喻爲“孕育華夏文明的母親河”，幷以很大篇幅，熱情謳歌了黃河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貢獻。去年問世的河北大學出版“大江大河傳記叢書”也是從人類文明與河流關係寫出了黃河、長江、珠江等歷史貢獻的。這些事例表明，以河流命名的地域文化更能反映人類文明的淵源及其環境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文化概念比嶺南文化自有它的優越之處。
6.地域文化之間的比較
在我國時下流行的地域文化劃分中，一種是按地區概念，劃分多種地域文化，如上述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即分出24種地域文化；另一種是按河流概念，劃分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珠江文化、淮河文化等。兩種劃分類型，各有長處。但就文化特質比較而言，後一種劃分無疑更顯示它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珠江文化對比嶺南文化，清楚地反映它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當然，這幷不是說使用嶺南文化概念就不可以進行地域文化之間比較。問題在于與之相應比較的應是以地區命名的地域文化，例如荊楚文化、巴蜀文化或三晋文化等等，因爲後者劃分數量多，文化界綫模糊，其可比性自不及江河命名地域文化。出于同樣原因，同一流域文化，可能被分爲幾種文化，例如長江文化即分爲吳越文化、徽州文化、巴蜀文化、江西文化、滇雲文化、黔貴文化、陳楚文化等，珠江文化也劃分爲嶺南文化、八桂文化、瓊州文化、以及滇雲文化、黔貴文化等。體系劃分紊亂、交叉、重複，增加了比較之困難。即使嶺南文化本來就有一個較爲完整地域範圍和比較一致文化特質，但在上述方案中劃出與之平行的瓊州文化和八桂文化，顯然分割了它的整體性，而使用珠江文化概念則可以避免這些紊亂和麻煩。即使珠江文化又可分爲西江文化、北江文化、東江文化，但它們是一個水系內部劃分的，水系的等級性和系統性，完全可以消除文化比較上困難。由是觀之，以地區命名文化之間比較，不及以河流命名文化比較方便和對應關係清楚。珠江文化與嶺南文化也應是這種關係。
如上所述，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使用已久，深入人心。前者近年更爲熱門，爲珠江文化所不及，但兩相比較珠江文化概念又有其優勢，在這種情况下，這兩個文化概念宜視具體場合分別使用或混用。如要突出某個政區文化，特別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嶺南這個地域範圍內，宜使用嶺南文化。廣東的情况即如此，以致不少人乾脆把嶺南文化等同廣東文化；如屬跨省區文化，則宜使用珠江文化。當前，跨區域的經濟聯繫日益增多，經濟一體化和空間一體化不僅是地區之間，也是全球性發展趨勢，跨區域的文化交流也必然隨之擴大和深入，所以文化概念也應順應這個潮流，與時俱進。在這種形勢下，使用珠江文化概念或許更能貼近現實和利于它的發展，使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幷立而毫不遜色。
作者：司徒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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