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是我國民系分布最廣、情况最複雜的地區，包括廣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嶺南爲居地。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他們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嶺南文化及各個亞文化，即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各個層面上表現出鮮明的文化區域差异，使所在地區形成不同社會經濟面貌，也是制約當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廣府文化較之其他亞文化無疑又在多方面具有明顯的長處，故充分認識廣府文化在嶺南文化體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不僅有助于自身的完善和發展，而且對發揚各個亞文化優勢，實現區域文化互補和整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嶺南文化地理分布
以共同的文化爲根本原則，嶺南漢人被劃分爲廣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他們的分布地域不斷變化。時至今日，若以使用粵方言爲廣府民系主要標志，則其人數約4000萬，廣東占70%，爲2800萬，廣西占30%，爲1200萬。在廣東，純粵語或以粵語爲主地區在粵中和粵西南，包括47個縣市，約占全省面積1/3。在廣西，粵方言主要流行于桂東、桂南及個別城市，包括25個縣市。在海南島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流行的“儋州話”與粵方言接近，使用人數有幾十萬，他們也可屬廣府民系範圍。此外，使用粵方言的華僑華裔約1500-2000萬，全世界使用粵方言人數約7000萬，嶺南占了57%，是廣府民系大本營。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最主要文化物質，廣布于我國南方，使用人數約3700。其中在廣東（含海南）約有1150萬，主要分布在粵東、粵北20多個縣市，另有79個縣市爲客家人散居地。在廣西，客家人約有350萬，分布在全自治區64個縣市，以桂東南、桂中、桂東北較集中。兩廣客家人爲1500萬，約占國內客家人總數的405%。嶺南也是客家民系最大居地。
閩方言同樣是區別福佬與其他民系主要標志。閩方言一支閩南語在廣東（含海南）使用人數約1810萬，占全省人口32%，爲廣東第二大方言，主要集中分布在潮汕地區、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沿海，包括全省38個縣市。我國使用閩方言人數約6573萬，嶺南約占28%，故也是福佬民系一個重要分布區。
按以上方言分布幷綜合有關資料，以民系爲載體的嶺南文化現有如下分布格局。
廣府文化分布在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以及河口近岸、海灣等多種地形，地域上聯成一片，呈地帶性和板塊性或兩者相結合分布。而福佬文化主要沿海岸綫走向分布，但不連續，中間爲珠江三角洲隔開，呈板塊狀分布，幷擁有沿海平原或丘陵、臺地，面臨大海。客家文化深處內陸山區，既有大集中，又有小分散分布。文化分布格局，是人們對環境認知、資源利用，以及由此産生的觀念、精神等各個層面都有較大差异的反映，成爲不同文化所在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水平不同的地理基礎。
二、廣府文化在嶺南文化中的地位
廣府文化在其載體人口和地域上的優勢，使它居于嶺南文化主體地位，幷以高位勢態，輻射周邊地區。作爲廣府文化形成重要標志之一粵方言，是土著古越語與中原、吳越、荊楚等語融合的結果。據語言學研究顯示，到南北朝時代，粵方言已發展爲一支獨特的方言而與後世的粵方言沒有多大的差別。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狀》記南人所稱五斂子（即洋桃），現人粵語仍保持這種稱謂，說明當時粵語某些詞語已與現代一致。又按民系劃分一條原則，即在一定時空背景下，某一穩定居民共同體，其人口數量一般不低于同樣背景下土著居民人數。通常使用“客戶”概念表示這兩者關係。雖然客戶是指沒有土地農戶，但外來移民初時幾乎是沒有土地的。以此比較，到北宋元豐年間，廣州、端州、南恩州，以及廣西融州、潯州等，即珠江三角洲、漠陽江和西江流域，客戶占當地人口總數過半以上，成爲當地居民主體。後世珠江三角洲居民每稱自己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說明他們是宋以來經大庾嶺道南下定居三角洲的。故普遍認爲廣府民系和相應的廣府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唐宋時期。
廣府文化以重商、開放、務實、兼容等商業文化和保留較多古越族文化爲主要特質，幷以此區別于其他民系文化。據《漢書•地理志》載，秦漢時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在徐聞、合浦，這是由當時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術所限形成的，廣州仍是南北貨物集散中心地之一。唐代，廣州已成爲世界性貿易港市，“廣州通海夷道”起點，僑居廣州外商多達12萬，幷在這裏設置我國最早的海關——市舶使。宋代珠江三角洲開始大規模圍墾，大片荒原成爲沃土，荊榛化爲稻粱，廣府地區商品經濟初露頭角。廣州成爲著名米市，大量“廣米”販運到閩浙等地。廣州作爲我國外貿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由廣州進口的乳香約占全國進口乳香的98%。廣州城市“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爲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爲廣大腹地支持下廣州商業興盛一道風景綫。明清時期廣府地區商品經濟更有長足發展，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以基塘農業爲主體的經濟作物集中種植區，以致糧作面積在明末以後大爲萎縮。清雍正皇帝把廣東由此造成的缺糧歸咎于“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這主要指廣府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商也在重利驅動下成爲社會風氣，“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即農業人口占廣州地區人口30%，非農業人口占70%。商品經濟活力，促成大批城鎮興起，到清中葉，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四大鎮作爲一個城鎮體系出現，帶動了三角洲乃至西江地區商品經濟發展。如肇慶河面“帆檣如織，而舵工舟子之屬，賴以謀生者輒數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商品經濟隆盛，又造就了巨大商人集團。明清時，廣東形成“廣州幫”、“潮州幫”和客家商三大區域性商人集團。但無論從商人數、資本勢力和活動範圍而言，“廣州幫”都占壓倒優勢，次爲潮州幫，再次客家商，後者甚至未形成幫派集團。有人做過統計，從明宣德五年（1430年）到清宣統三年（1911年），廣東商人有姓名、籍貫、經商地點的135人中，屬廣府民系的有126人，福佬民系的有8人，客家民系僅占1人。“廣州幫”活動範圍遠及江、浙、閩、皖、桂、瓊、鄂、京、津、南洋，歐美等地。另據朱一新、繆荃孫《京師坊巷志》和近人馬芷庠《北京旅行指南》統計，明清廣東商人在北京設會館凡29處，其中“廣州幫”16處，“潮州”7處，客家商人的6處。海外也有類似情况，1801—1900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廣東僑民地緣性會館有60處，其中“廣州幫”占29處，“潮州幫”8處，客家商人的16處，其他地區的7處。“廣州幫”在海內外商人集團中都居優勢，實爲廣府文化在商業活動方面體現的强大作用和影響。廣府地區以地緣關係，長期接受海外文化影響，故廣府文化更具有多元性。尤其近世以來，廣府文化首得海外風氣之先，在物質、制度、精神各個文化層面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促使自己的新陳代謝，發展成爲時代先進文化。近20年改革開放，廣府地區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發展，這已成爲一般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正猛烈衝擊著與其相悖的舊文化形態，與此同時，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引進西方文化的精華，包括先進科技、信息、人才和其他文化資源；國內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紛紛南下，使廣府地區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再度成爲兼容南北、涵攝中外文化薈萃之區。廣府文化所賦有的某些品格，無論是開發意識、改革精神，還是生活方式、衣著打扮等都發生深刻變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爲全國的領導力量。這一切不僅標志著廣府文化內涵日益豐富和擴大，幷逐漸向高層次發展，而且比其他民系文化更深刻地改變當地社會經濟面貌，這容後述。
客家人祖先進入嶺南歷史雖然很早，但作爲一個民系形成則比較遲，約宋元時代始完成這種轉變。這些客家移民，爲適應嶺南山區環境，放弃原先種植麥、稷爲主旱作轉到以開闢梯田爲主稻作或雜糧種植，共同經濟生活漸漸形成；爲維繫宗法社會秩序和環境需要等而建立客家圍龍屋，以及與此相關風俗文化都作爲一種共同心理素質形成；特別是客家方言，以經過一個從中源漢語分化進程以後，在宋元之際才形成爲一種新方言，比粵方言和閩南方言要遲得多，成爲客家民系形成主要標志。
在山區閉塞和艱苦條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濃重中原文化物質，另一方面又深受當地環境制約，形成以梯田文化爲主體，以刻苦耐勞、尊師重教等精神文化爲基石的客家文化架構。讀書求學爲客家人保持的中原風氣，宋紹興年間梅州知州方漸說：“梅人無植産，恃以爲生者，讀書一事耳”。此後此風有興無减。乾隆《嘉應州志》稱“士喜讀書，多舌耕，雖困窮至老不肯輟業。近年童子試至萬有餘人。前制府請改設州治，疏稱文風極盛，蓋其驗也”。時廣東督學吳鴻以親身感受說：“嘉應之爲州也，人文爲嶺南冠，州之屬四，鎮平（今蕉嶺）爲冠。邑雖小，以余所評文章之士，莫能過也”。當地諺曰：“子弟不讀書，好比沒眼珠”，“不識字，一條猪”，“養子不讀書，不如養條猪”等等。此乃“學而優則仕”在客家人中更有市場的表現。從文、從教、從政、從軍、從工等在客家社會蔚爲風氣；光宗耀祖、衣錦還鄉成爲很多人追求目標，說明讀書求出路，是客家人擺脫貧困的重要途徑。當然重教尚學風氣在廣府、福佬地區一樣如此，但問題在于，學風盛衰與經濟發展幷不一定協調，經濟發達之區未必就是教育先進地區。至少在歷史上，經濟條件差的客家地區，文教反而先進。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其說源于一部分客家人稱自己是中原文化世家後裔，毋寧說是客家山區人多地少，迫使他們以此作爲外出謀生之道所致。由于客家男子多外出謀生，特別近世海禁既開，大批客家男子出洋加劇了當地勞動力不足，沉重田間和家務勞動便落在婦女身上，故客家婦女特殊社會地位和文化人類學特色便成爲區別于廣府、福佬系婦女的客家文化重要特質，爲適應這種勞動需要，客家婦女最先破除纏足陋習，也不束胸，一頂遮擋烈日風雨黑紗邊凉帽爲她們特有標志。黃遵憲對客家婦女此俗甚爲贊賞，他引用一位西洋教士的話說：“西人束腰，華人纏足，唯州（指嘉應州）人無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無憾雲”。他又說：“吾行天下者多矣，五部洲游其四，二十二省曆其九，未見其有婦女勞動如此者”。但問題的另一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客家婦女盲婚、童養媳、溺女嬰和“從一而終”等習俗比廣府、福佬地區熾盛。光緒《嘉應州志》記載貞節烈婦達4000多人，數量超過官宦、鄉賢、科舉等人物即爲佐證，也反映廣府文化受中原禮教影響下及客家文化。
嶺南福佬民系主要由土著閩越融合中原人、佘、瑤和後來閩南人等形成。從閩南方言分化形成過程和以它爲標志來看，唐宋時期福佬民系基本形成，時間與廣府民系差不多，或比廣府民系稍晚。宋代開始，爲數不少閩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遷，抵達廣東南部沿海和海南島，與那裏的住民發生民族的和文化的交流整合，形成福佬民系一個分支，以及閩南方言的次方言，即雷州話和海南話。宋紹聖四年（1097年）貶雷州的文學家蘇轍說：“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又清同治重刊《廣東通志》雲：“瓊島孤懸海外，音與潮通同，雜以閩音”。另還有其他文化特色（如天后崇拜）顯示瓊雷漢人（客家人除外）基本上可入福佬民系，瓊雷文化是福佬文化的一個亞文化。福佬民系沿兩廣沿海分布，人類生活幾天不資仰于海洋。耕海、冒險、海神崇拜，海洋文化至爲發達，是福佬文化一個最重要特質。但只到宋代以後，福佬地區海洋文化才顯露燦爛光輝。元代《潮州三陽圖志輯稿》雲：“潮之爲郡，海瀕廣斥，俗富魚鹽。宋設鹽場凡三所，元因之。……鹽之爲利，既可以給民食，而又可以供國用矣。”明清明期，漁鹽和海上貿易成爲福佬地區重要經濟來源，從人類適應環境和開發資源角度出發，這也是一種文化形態。明清時期形成“潮州幫”商人集團，與“廣州幫”一樣，遠涉鯨波，逐海洋之利。方志、公私筆記對此記載甚多。嘉、道年間，海陽（潮安）商人“則海幫遍曆，而新加坡、暹羅尤多，列肆而居”。鴉片戰爭後，汕頭開埠，“閩粵之輕生海外者，冒風險蹈覆溺而不顧。良由生齒日衆，地狹民稠，故無室無家之人，一往海外，鮮回家者”。到民國《潮州志•實業志》則雲：“潮人仰賴批款（僑匯）爲生者幾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大都市大企業及公益交通事業各建設多由華僑投資而成，內地鄉村所有新祠屋更有十之八九系僑資蓋建”。華僑文化在潮州與在廣府珠江三角洲和客家地區一樣，成爲地域文化一個鮮明標志。福佬人親海，故對海神天后（媽祖）至爲崇拜。天后廟林立于我國東南沿海乃至東南亞各地。據有關報告，目前在廣東有天后廟有100多座，建國前汕頭有近10座，南澳島現有15座，光緒時海陽有10座以上，乾隆時澄海有7座。從海陸豐經珠江口直下雷、瓊沿海都不斷有天后廟分布。在汕尾一帶，甚至小孩取名，也與媽祖、佛相相連，通常以“媽”、“娘”、“佛”爲通名。過去幾乎每3個男孩不是叫“佛泉”、“佛有”，就叫“娘包”、“娘興”，或稱“媽祿”、“媽水”、“媽吉”、“媽炎”等，都希望得到媽祖保佑。而女孩取名，則與上述通名無關，側面反映福佬人對海洋依賴，因女子不便于出海之故。
從明代起，潮汕地區已有“地狹人稠”記載，故福佬人對空間利用甚爲講究，不僅有“種田如綉花”集約農業，而且在建築、飲食、服飾等方面也至爲精巧，同時也造就了福佬人精明能幹、團結對外心理質素，這也是福佬人長期在外謀求發展、互相幫助、扶持形成文化潜質。
福佬文化在潮汕地區，也與廣府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客家文化在興梅地區一樣，具有興學重教，培育人才風氣。宋孝宗曾問潮人王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故南宋《方輿勝覽•潮州》“封疆雖隸于炎方，文物不殊上國”，被譽爲“海濱鄒魯”，此後潮人讀書成爲一種社會風氣，曆久彌堅，乃民系文化一個優勢。
有比較才有鑒別。上述嶺南三大亞文化，從形成歷史看，廣府文化最早，福佬文化次之，客家文化最晚；從文化特質言之，廣府文化和福佬文化都重商，但前者商業文化積澱層更凝重，兩者都有海洋文化特點，但福佬文化在這方面更突出；客家文化是一種山地文化，以保持較傳統中原文化見稱。雖然不能說三種文化孰優孰劣，因它們是特定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環境産物，都有它們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但就文化發展進程來說，廣府文化所具有的某些優勢，使它長期處于對外輻射地位，因而成爲一種時代先進文化。這可從以下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比較中反映出來。
三、民系文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
文化差异，是各民系歷史發展不平衡的結果。它一旦形成以後，即使面對同樣資源、機遇，也可能産生不同的開發利用模式，造成不同社會效果。這在歷史上已有不少事例，幷反映在上述民系文化物質的形成過程中。然而，在近現代條件下，這兩者關係比歷史時期更能清楚地顯示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充分估計這點，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有不尋常意義。
廣府系地區，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長期商品生産中形成商品和開放意識，在近代西風東漸影響下表現出强大的作用力，故廣府系地區比其他民系地區最早成爲近代思想文化和近代産業的搖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涌現一個站在時代前列、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的人才群體，洪秀全、康有爲、梁啓超、詹天佑、孫中山等即爲他們的杰出代表。改革開放以來，廣府人更一馬當先，把握機遇，充分利用政策，敢冒風險，大膽創新，積極引進外資、技術、人才，依靠商品、市場、競爭意識優勢，把珠江三角洲建設爲全國社會經濟發展高峰區，令世人刮目相看。據目前流行的關于廣東省區域差异研究結果，全省被分爲中部珠江三角洲、東西部沿海和山區三大塊。雖然這種分區與文化分布區有很多差別，但仍可在相當程度上把珠江三角洲代表廣府系地區，東西部沿海視爲福佬系地區，山區則爲客家系地區。近年來，這三大區域社會經濟都在發展，但發展速度都不一樣，人均國民收入這個指標能綜合反映這種差异：
1980-1984年廣府系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均國民收入爲福佬系所在地區的4倍，爲客家山區的5倍，到1984-1990年，這個指標相應爲3倍和5倍。即廣府系地區始終居區域發展之首，福佬系次之，客家地區發展程度最低。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差异水平在縮小。
廣東近年社會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鄉鎮工業崛起。有很多過去默默無聞鄉間小鎮發展成爲億元鄉鎮。它們地區分布差异，同樣可以作爲民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异的縮影。
這種差异，當然是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其深層根源，應是不同文化特質的時代作用力所致。
誠然，福佬文化的許多優勢也在新條件下得以發揚光大，一方面增强其區域文化個性，另一方面也借助于它對周邊地區影響，有助于縮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反差。例如福佬潮汕地區的水稻栽培，向以精耕細作和高産聞名。有關研究顯示，潮汕地區水稻單産，元代爲377斤/畝，明清約爲406斤/畝，清末達606斤/畝。而清代珠江三角洲水稻單産爲420斤/畝，潮汕地區比它高44%。建國後，大批潮汕老農到全國十三個省區傳播水稻高産經驗，實際上是稻作文化的輸出，至今仍被傳爲美談。近年，潮汕地區根據臨海環境特點，大力耕海，實行海洋農牧化，發展水産養殖、海洋捕撈和海上貿易等，使海洋文化重放异彩，當地社會經濟面貌正發生深刻變化，大有比雄于珠江三角洲地區之勢。
客家地區物質文化發展雖比其他民系地區滯後，但其世代相傳的精神文化，却支持著客家人在任何地方艱苦創業，幷做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迹。如在中國近代革命中，客家人功不可沒。日本歷史學家山口造縣在《客家與中國革命》一文中寫道：“他們的愛國比任何一族都强，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其後又受海洋交通環境之影響，養成一種島國人民之熱血與精神，……翻開數百年之中國歷史，沒有一次政治運動是與客家人無關的”。此决非偶然事件，乃傳統客家文化在新環境和時代條件下與近代的文化相結合的壯舉。近年，客家人正利用山區資源優勢，轉化爲經濟優勢，使社會經濟發展走出低谷，面貌大爲改觀。如京九鐵路和廣梅汕鐵路通過東江和興梅地區即給客家地區帶來發展的良好機遇，它一旦與客家精神文化結合，即有可能産生巨大社會經濟效益，大大縮短客家地區與廣府、福佬系地區差距。這種結果是完全可以預言的。
四、廣府文化對其他文化影響
廣府文化形成以後，即以嶄新姿態、高位文化勢態向外輻射，不但影響鄰近客家、福佬文化，而且遠及湖湘文化、吳越文化，乃至海外文化，令世人刮目相看，顯示廣府文化在嶺南、在全國文化體系中居特殊地位，産生重要影響。
宋代，先于客家文化形成的廣府文化，首先向東北和北部擴張，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礙不得不停頓下來，結果在宋英德府即今清遠、花都、從化、增城一綫形成文化鋒面，勢力强的廣府文化滲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現大批粵語詞彙，如傾偈（聊天）、覺（睡覺）、呃（騙）、特登（故意）等，故明王士性《廣志繹》說：“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增城現有80%人講粵語，只有20%人講客家話，即爲歷史上兩種文化長期交流的見證。粵北本爲客家人居地，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廣商多取道北江而上，廣府文化節節北移，推進沿綫各城鎮，幷使之成爲廣府文化據點。如大庾嶺下南雄州城內設廣州會館，集合了一批粵商，乾隆《重建廣州會館碑記》雲：“我粵雄州，夙號南北通衢，凡在四民，舟車之冠蓋，靡不是聚而雲集，而吾廣（州）之懋遷而茲居士尤衆”，南雄被目爲廣府文化在粵北客家文化包圍下一個小島，形成所謂文化內緣接觸關係。近世粵漢鐵路通車，粵方言漸漸占據粵北沿綫城鎮，廣府文化對英德、曲江（韶關）、樂昌等城鎮産生重要影響。
廣府文化也與福佬文化發生大規模鋒面接觸，主要在雷州半島，其分界綫在明清高州府和雷州府區界。此綫以北俗重銅鼓，特別崇拜冼夫人；以南崇拜水神天后。兩地皆爲俚文化覆蓋之地，石狗文化也大行其道，文化鋒面保護作用被削弱，但仍是廣府文化南下所及之地。
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廣州成爲中西文化交匯中心，廣府文化勢力進一步加强，其輻射範圍已不止于嶺南，而及于長江中下游地區，首受之區爲湖南。在思想文化而言，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這段時期，湖南譚嗣同、黃興等志士仁人主要從廣府文化裏接受先進思想，推動湖南維新運動。如譚嗣同說：“近年兩省士夫，互相傾慕，結納情親，迥非泛泛。”湘人南下廣州，廣東人也北上宣傳廣府文化，如梁啓超等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就給當時頑固保守的湖南社會以猛烈衝擊。此後湖南新式學堂日漸增多，民智以啓，風氣日開，大批有識之士走出三湘，走向世界。近世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往往是廣東倡之，湖南和之；廣東鼓之，湖南舞之，然後影響到湖北、河南及長江中下游其他地區。又如上海開埠後，就有5萬人，主要是廣府人移居上海，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廣府文化一次北上，至今仍在上海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記。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主要又是珠江三角洲經濟崛起，吸引外地約2000多萬流動人口進入，主要來自湖南、四川、廣西、海南、江西等省區，基本約有74%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即廣府文化核心地區。受到廣府文化熏陶，其中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粵語。珠江三角洲對外經濟輻射，也伴隨著粵語强力擴張，東江流域客家語地區，現在沿河中心城市已通行粵語；原爲閩南語一統天下的潮汕和粵東沿海城市，也成爲粵語與土語幷重的雙語城市。鄰近廣州的惠州受粵語影響最大；原爲閩南語的新興城市汕尾，現已通行粵語。而香港、澳門、廣州等中心城市在經濟、商業、影視、歌曲文娛等方面的優勢及其向外傳播，使廣府文化深入客家、福佬文化區，以及全國主要中心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改變當地的物質、制度和觀念等文化的各個層面，顯示廣府文化無限生機和活力，不僅在嶺南，而且在全國占有崇高地位。
作者：司徒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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