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韌於秦漢，延綿兩千多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它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商業貿易、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而且對於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形成發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闡明這條絲路形成、變遷作為邊疆歷史地理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一方面有助於認識、鞏固祖國海防，另一方面在今天實施《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海洋國土的條款，也將提供重要歷史證據和決策上不可或缺的參考。
一、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歷史演變
秦漢統一嶺南以後，《漢書·地理誌》明確記載徐聞、合浦、日南是漢帝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紅河三角洲是漢帝在嶺南的經濟中心，故漢武帝在這一帶設置合浦、交趾、九眞、日南郡，居嶺南郡建置大部分，鄰近海區也應納入所在郡管理範圍。祇是基於航海技術、造船水平等原因，航船須沿中南半島海岸出航，轉東南亞各地，則北部灣海域首先成為我國人民在南海的活動範圍。廣東省博物館楊豪先生近年在印尼泗水、三寳壟、巴厘島等城市的博物館展品中看到有漢代粤式銅鼓，以廣西鑄造的數量最多，一些村寨建築物大門飾青蛙雕刻，並採取“干欄”式建築，說明漢代嶺南居民可能假道絲綢之路遷居印尼一帶。
六朝時代，廣州成為嶺南政治中心，從廣州首航絲綢之路開始使用海南島東部海域，1974年廣東省博物館考古人員在西沙群島發現不少六朝文物，說明有些航船可能取道西沙海域南航。建國前有人在東沙群島拾得漢代五銖錢，顯示我國人民有可能在這一帶活動。
唐帝國空前強大，廣州崛起為世界性港口，《新唐書·地理誌》所記“廣州通海夷道”經南海到達西亞、東非乃至歐洲，中外交流頻繁，南海諸島至遲從這時開始正式歸入唐帝國疆域，確立了主權。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置嶺南道，下設崖州都督府，管轄海南島崖州、儋州、振州及其鄰近海域軍事，行使國家對海域主權。《舊唐書·地理誌》載：“振州（今三亞一帶）……南至大海……，東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大海千里。”此為唐代關於海南島四至八到當中，由東南至西南大海的唯一記載，即由海上向西南千里為崖州都督府管轄海域，其邊界抵今越南順化一帶東海岸附近海域。順化時屬林邑郡，為嶺南道所屬一個政區。而振州以東海域為唐在海南萬安州管轄。唐穆宗長慶三年（公元823年）韓愈寫過《送鄭尚書序》說：“隸（廣州）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帆風一日，棹數千里。”這裡說廣州都督府所轄範圍有很多洲島，其中包括南海諸島。
宋代，我國政府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管轄進一步加強。熙寧六年（1073年）置瓊管安撫司，統轄海南全島軍政，包括了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管轄。宋趙汝適《諸蕃誌》指出“至吉陽（今三亞一帶）……外有洲曰烏里，曰蘇吉浪，南對占城，西望眞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渺茫天際，天水一色，四郡凡十一縣（指海南），悉隸廣西路”。早在宋開寳四年（公元971年）宋政府“命王師出戌，置巡海水軍”，即“廣南水師”，加強海上巡邏。巡邏範圍“至九乳螺洲……占不勞山、陵山東，其西南至大食、佛師子、天竺諸國”。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島一帶，占不勞山（今越南中部占婆島）和陵山（在今越南歸仁附近）為中越海域分界線。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地理門》也指出南海中有“長沙、石塘數萬里”，“歷上下竺（在今新加坡）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交洋即交趾洋，為今北部灣。交趾洋至崑崙洋（今越南崑崙島附近海域）一線亦為中越海域分界線。
元代，在今海南海口港（習稱秀英港）外設置白沙水軍，負責海上巡邏，進一步加強對南海諸島海域管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大將史弼領兵5000遠徵爪哇，“發泉州，……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域界”。這支艦隊取道西沙也可能包括南沙海域發動進攻，雖以爪哇路途遥遠未能成功，但顯示元代海上活動範圍比宋代更為寬廣。
明代，海南島、雷州半島和北部灣沿海劃歸廣東，形成現今（1987年）廣東疆域，同時在廣東邊要設置瓊州、雷州、廉州三府，具體實施對所屬海域和島群管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設海南衛，“於所部海面巡視，有警申報剿除”。另據明王佐《瓊台外紀》（已佚）明代海南萬州轄“長沙”、“石塘”、海軍指揮僉事“統兵萬餘，巨艦50艘”，“巡視海道幾萬里”，當時外國人稱南海為“大明海”，確認明政府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主權和管理。明嘉靖黄衷根據舟師海賈經歷所撰《海語》一書指出“分水（界）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藏 ，……東注為諸蕃之路，西注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劃）華夷者也”。這裡所說分水（界）外羅海（洋）指今越南中部廣東群島附近海面，繼承宋元時期在這一帶海域分界線。
清代因襲明代對南海諸島及其海域管轄。“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劃歸瓊州府管轄，有關防務分由海口營、崖州營、儋州營負責，巡海範圍同樣覆蓋整個南海諸島及其海域。誌稱其中崖州營水師“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邏、占城夷洋”，即達南沙群島海域，比上述明代所說分水界外羅海要南得多。康熙四十九年（1701年）由徐葆光修《中山傳信錄》首次提出將南海各島群統稱為“南海諸島”，說明清政府已對分散在南海的各部分島群作為一個體系加以管轄。
地圗是行使國家主權的重要標誌和工具，古代獻圗等於獻城。在明建文四年（1402年）編繪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圗》中即在南海中標上兩個“石塘”和“長沙”字樣，分别代表東沙、西沙和南沙。此圗後為各朝輿圗所沿用，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版《大清一統天下全圗》以及其他輿圗，分别標繪上“萬里長沙”、“萬里石塘”，即將南海諸島列入清朝版圗。宣統二年（1910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繪製的《廣東水師國防要塞圗說》中有《西沙群島圗》（已佚），在圗中再次重申西沙屬我國領土。
鴉片戰爭後，南海諸島為日、法、英等外國勢力覬覦，二次大戰時全部淪於日軍手中，抗戰勝利後才接收回祖國懷抱。1974年10月中國政府確定中國邊界四至及經緯度，其中最南邊界定為北緯4°的南沙群島曾母暗沙。
新中國成立後，南海諸島一部分島嶼獲得解放，至今南沙最大的太平島和東沙的東沙島為台灣省軍隊駐守，也有一部分島嶼（主要在南沙）為鄰國佔領。我國政府曾先後多次聲明“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東沙群島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島嶼具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些島嶼附近的資源也屬於中國所有”。
二、海上絲路對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形成的歷史作用
我國在南海的傳統疆域是多種因素歷史發展的結果，而海上絲路作為我國與週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的強大通道，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無可置疑的，這也是今天研究海上絲路的一個要旨。
1、南海絲路溯源
先秦時期，嶺南先民就活躍在南海上，生活在南海週邊的古越人屬水居部族，因海岸帶上至今仍保存不少貝丘和沙丘遺址，是這些古越人食用海產留下的物證。三國以前廣州稱“番禺”，古越語意為咸村，為古越人原始聚落，曾與週邊地區發生民間海上貿易往來。先秦著作《爾雅》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之說，而據廣州漢初南越王墓出土象牙屬非洲象而不是亞洲象來判斷，這些象牙為舶來品，產於南洋各地。故公師隅出使魏國通好，稱“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牙”。又據研究，戰國時西亞巴比倫人已航海到南海，希臘人記載我國絲綢也由海陸路輸入。這說明在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之前，嶺南先民邁開認識利用海洋的第一步。另有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海南島黎族祖先有一部分是從南亞漂流南海進入島上的。倘如此，則南海諸島作為我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聯接點，可能會有一部分黎族先人在那裡活動過，而據14C測定，南海諸島大部分島嶼露出水面時間距今約5000年，與嶺南新石器時間隔大致吻合。在南太平洋玻里尼亞群島、社會群島和蘇拉威西以及北婆羅洲一帶均發現古越人新石器特有的有段石錛，表明古越人可能航海到此。1976年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出土一面銅鼓，鼓身繪有雙身船紋圗案，形式與現在太平洋諸群島（如湯加、薩摩亞）各民族使用的雙身獨木舟極為相似，同樣隱示古越人早就走向海洋，其衝要之區當是南海諸島。
2、南海絲路考古證據
南海絲路所經海區，風大流急，不少是航海高危險區，或由於海難、或航海人員登陸，以及漁民生產作業等原因，在南海諸島及其海域保存不少文物，是我國人民開發、利用南海資源的物證。
東沙島，現為交通要衝，通香港、馬尼拉、高雄門戶，在明《鄭和航海圗》上稱為“石星石塘”。建國前島上發現漢代五銖錢，1974年又發現從唐代到明代銅錢300多枚。另有清初修建的大王廟、天后宫及同治年間我國漁民墳墓130多座。
西沙群島文物及遺跡遺址最多，1974年以來發現唐宋元明清代瓷器一批，計有青釉罐、青白釉彩瓷、碗、盤等，其中宋瓷風格與廣州西村、皇帝崗、潮州筆架山、廉江窑頭村宋朝窑風格一致；西沙群島多個島礁採集到大批銅錢，至1974年5月達297.5公斤，80706枚，從新莽“大泉五十”，東漢、西魏五銖錢，唐“開元通寳”，“乾元重寳”，北宋“寶元通寳”，“元豐通寳”，元代“至元通寳”，“至正通寳”，至朱元璋“大中通寳”等。這些銅錢很多是古代居民直接帶到島上的。另有大批銅錠、石磨以及多座古廟等。說明西沙為絲路貿易船隻所經，或大陸居民在島上留居。
距離大陸最遥遠的南沙各小島，雖未作文物調查，但也有我國風俗文化内涵的土地廟、石碑，以及沉船、陶瓷器等物，同樣顯示它們是絲路通過或漁民留下的實物。
3、絲路航經海區記載
除了海洋地貌、海況分佈格局以外，絲綢之路也隨航海技術和造船水平而變化，有關記載從各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擴展。
據《漢書·地理誌》、《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和《大秦傳》所載，秦漢時南海絲路航線有四條，一是由廣州至今越南、柬埔寨航線；二是由廣州至今印尼爪哇或蘇門答臘航線；三是由廣州至印度、斯里蘭卡航線；四是由廣州至波斯灣轉羅馬帝國航線。這些航線皆經今廣東西南、雷州半島、海南島西側和北部灣海域。這些海域及海島首先為我國人民認識和開發。
唐代，據《新唐書·地理誌》所載“廣州通海夷道”從廣州出發，經今九龍半島、西沙、南沙海域，向西南航行達西亞和東非乃到歐洲，是溝通亞、非、歐海上絲路最長的航線。唐咸享二年（公元671年）開始，僧人義净兩次遠航印度諸國，前後歷時25年。據他本人叙述，從廣州出發，直航占城，再轉向佛逝（後称巨港，在今印尼）。這條航線經過西沙。另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當時西行求法僧徒約60人，其中半數走海道，想見南海航線被廣泛使用。唐天寳七年（公元748年）鑒眞和尚第五次東渡日本未成，在海上飄流1個多月，後抵振州。此前踏上一個不知名小島，按當時風向、海流判斷，鑒眞一行曾在東沙、中沙、西沙一帶飄流，那個不知名小島應在南海諸島範圍内。
宋代，我國西北陸上絲路交通為西夏政權切斷，南海絲路地位進一步上升，與廣州通商國家多達50多個。大量文物顯示南海諸島海域為絲路航線所經。周去非《嶺外代答·外國門》專設“航海外夷”條，列舉大食（今伊朗一帶）、阇婆（在今印尼）、三佛齊（唐稱佛逝，後稱巨港，在今印尼）等地都有航線至今廣州。如從三佛齊“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州）者，入自屯門”。另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還有一個麻逸國（故地在今菲律賓）北宋初首次航海到廣州，此後與廣州貿易不絕。這樣，南海諸島獲得海上絲路交通樞紐地位，中沙群島海域為新辟至菲律賓航線經過海區。
元代，我國奉行更加對外開發政策，據陳大震《南海誌·舶貨》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雖不辟新航線，但因福建泉州港地位上升，取道中沙、東沙航線更為繁忙，元代潮州成立錄事司，港市也頗興旺。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淵在《島夷誌略·萬里石唐》中指出由潮州發出三條地脈，“一脈至爪哇，一脈至勃泥及古里地悶（今帝汶島），一脈至西洋遐崑崙之地。”地脈實為海底地貌，這三條地脈實際上是近代我國漁民在南海諸島海域從事生產的三條作業線，它們把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大群島聯成一體，說明對南海諸島認識更加系統、深入，主權管理更加明確。
明清時期，我國雖然大部分時間嚴行海禁，但獨留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所以南海絲路仍暢通無阻，且開闢了幾條發自廣州的新航線。一是明代由七洲洋（西沙）、占城附近海面下抵爪哇海、帝汶島航線；二是明中葉從歐洲繞非洲好望角入印度洋經南海抵廣州航線。這條航線避開過去轉東非和西亞大陸，使廣州和歐洲往來更為暢順；三是明末從廣州經菲律賓到南美洲墨西哥航線，它進一步擴展了絲路延伸範圍。此外，尚有明末廣州至日本長崎，清代廣州至大洋洲、廣州至俄羅斯航線等。無論這些航線走向如何，它們基本上以西沙為中心展開，在西沙東西兩側形成兩條常用航線。東側一條叫“外溝航線”，西側一條叫“内溝航線”。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海錄·噶喇叭（雅加達）》條指出這兩條航線使用情況：“噶喇叭在南海中，海舶由往廣東者，走内溝，則出萬山（群島）後，往西南行，經瓊州，安南至崑崙。又南行約三四日到地盆山，萬里長沙在其東。走外溝，則出萬山後，向西南行少西，約四五日經紅毛淺（中沙群島），有沙坦在其中，約寬百餘里，其極淺處止四 五尺，過淺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與内溝道合。”這兩條航線至今仍在使用，如由新加坡直航香港，基本上走外溝，而内溝航線起於東西竺（即宋代上下竺）沿海岸到馬來西亞群島，横渡泰國灣，再沿柬埔寨、越南海岸一直到峴港，轉海南島西南海域至廣東沿海各港。明清時南海週邊很多國家或為中國藩屬國，或為葡、荷等國殖民地，這些航線開闢和使用者主要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南海諸島及其海域主權和管理理所當然是中國。
4、南海絲路文化交流記載
假道南海絲路往來的不僅是商業貿易，且有中外文化交流，許多敎士、使者、旅行家等的記載，同樣有助於說明我國在南海的傳統疆域的形成過程和特點。
東晋高僧法顯在《佛國記》（又名《法顯傳》）記載他於義熙八年（公元412年）從印度、斯里蘭卡回廣州航程，從爪哇到廣州50天就夠了。孫吴時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的康泰和朱應，指出“漲海（南海）中，到珊珊洲，洲底有盤石，珊珊生其上”。珊珊洲即南海中某一島群，下有石質基底。隋大業三年至六年（公元607—610年）常駿、王君政從廣州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泰國東南），取道西沙和南沙海域，對這一帶海區有更多瞭解和記載。上述唐高僧義净取道南海遊學天竺（印度）等國25年，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和《南海寄歸内法傳》四卷即有不少南海史地重要資料。
宋代指南針直接應用於航海，南海絲路上風帆浪舸，一派興盛。趙汝適《諸蕃誌》、周去非《嶺外代答》等著作都記載了我國人民開發利用南海資源、實行主權管理，和南海週邊地區人民友好往來的史實。如《諸蕃誌·自序》說：“汝適被命以來，暇日閱諸蕃圗，有所謂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即南海諸島已出現在我國版（地）圗上。元代旅行家汪大淵遊歷南海和印度洋沿海國後所著《島夷誌略》總結了我國人民和旅行家在南海航行的經驗，特别指出指南針在其中的作用，“故子午（即指南針）人之命脈所係，苟非舟子之精明，鮮不覆蓋且溺矣 ”。
明初，我國著名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也是一次重大中外文化交流事件。鄭和往返經過南海，在我國至今保存最早的《鄭和航海圗》中，標有南海航海線上所經過的“石星石塘”、“萬生石塘”、“石塘”等，分别指今東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島。明代由於這類往來而記述南海諸島的文字和輿圗不在少數。
入清以來，中外各界人士在南海活動更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暹羅（泰國）使者丕雅·摩訶·奴婆來華，在所撰《廣東紀行詩》中寫道：“二日揖山光，山影連綿長。前進復二日，始達外羅洋。自此通粤道，遠城迷渺茫。濱海皆大郭，處處進例香。横山迤邐至，地屬越南邦。至此邊界盡，針轉折東方。……道是中華土，聞之喜洋洋。“這不但是一首優美動人的詩，而且作者公正地指出外羅洋一帶為中越兩國水域分界線。
5、南海絲路地名顯示證據
地名内涵、命名習慣反映一個地理實體性質。南海絲路經過南海廣大海域，保留至今的南海諸島地名，按照名從主人原則，也是南海諸島為我國領土主權的見證。不過這些地名主要是明清時期確立並沿用下來的，與我國政府和人民在這一海區航海、巡防、生產活動等相關。按地名性質可分如下幾類：
（1）與鄭和下西洋相關地名：鄭和群礁、永樂群島、宣德群島、晋卿島（即施晋卿，協助鄭和航海，被封為宣慰使）、道明群礁（梁道明，南海人，久居三佛齊，雄視一方），楊信沙洲（楊信出使三佛齊），尹慶群礁（尹慶為明成祖中官，出使西洋，配合鄭和航海）、景宏島、馬歡島、費信島（3人為隨鄭和下西洋航海家）、鞏珍礁（隨鄭和下西洋航海家）等。
（2）以歷代旅行家、使節、高僧命名地名：法顯暗沙、義净礁、常駿暗沙、朱應灘、森屏灘（即黄森屏，明出使婆羅洲）等。
（3）以官職、兵艦命名地名：伏波（漢水軍將領）灘、校尉（漢代軍職）暗沙、都護（古代官員）暗沙、金吾（又稱執金吾，職掌京師治安）暗沙、琛航（清末巡西沙軍艦號）島，廣金島（同上）、人駿（張人駿，清末兩廣總督）灘等。
（4）以文化名人命名地名：魯班（古代名工匠）暗沙、屈原（楚國詩人）礁、東坡（蘇東坡）灘、陽明（王陽明、明代哲學家）礁、孔明（諸葛亮）礁等。
（5）以兩廣沿海江河、港口、州縣命名地名：漳溪（韓江支流）礁、潯江（西江在廣西桂平至梧州一段）暗沙、海口（海南省會）礁、普寧（廣東一縣）暗沙、南海（廣東一縣或南中國海）礁、海安（徐聞縣港口）礁、潭門（瓊海縣港口）礁、瓊（海南簡稱）礁、瓊台（瓊山縣城舊址）礁等。
三、海上絲路與新海洋國土觀念
從上述可知，海上絲路為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這個傳統海洋國土範圍，按我國政府1958年9月4日關於領海的聲明，領海寬度為12海浬，1992年2月25日通過的關於我國領海毗連區法，又重申了12海浬的領海寬度，並把毗連區的外部界限寬度規定為24海浬。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出了一項新的海洋法制度，其中規定沿海國可擁有200海浬專屬經濟區。這一公約又提出了與專屬經濟區在區域上重迭的大陸架概念。這都與傳統海洋國土概念有重大出入。我國是這一條約的簽署國，故按有關規定我國可擁有300萬平方公里專屬經濟區，即新的海洋國土。南海在我國沿海邊海區中面積最大，也是擁有新的海洋國土最多的海區。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這同時加劇了與南海週邊一些國家業已存在的以海洋權益為焦點的矛盾和鬥争。我國在南海的海洋權益的歷史和現實受損害的事件頻繁，情況也最為尖銳複雜，應予充分注意和開展相關研究。
以上南海絲路歷史發展證據，不僅適用於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也可為未來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分服務。因為海上絲路穿越南海廣大海區，而關於它的歷史典籍、遺物遺跡並不囿於傳統疆域之内。如據清代18種地圗對南海諸島的註記，今東沙群島多稱“氣沙頭”、“氣”或“沙”；中沙群島一律稱“長沙”；西沙群島稱“七洲洋”，而南沙群島一律稱“石塘”。這些地名所包括的海區概念對今天島嶼有明暗 、廣狹之不同，可泛指整個南海諸島，可混指其中二三個島群，或特指某一島群，這都視具體史籍、地名在地圗中方向及四鄰情況而定。而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所涉及的海區僅是南海很小的一部分，而範圍更廣泛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分需要數量更多的歷史證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海上絲路歷史研究將大有裨益於這個要求，為改變人們傳統海洋國土觀念，為擁有、管好、用好新的海洋國土，保障《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的海洋權益不受侵犯和破壞服務。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雲南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