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在廣州市中山四路原廣州市文化局操場地下，發掘一處建築遺存，被定性為“廣州秦漢造船工場”，轟動一時，1996年以“秦代造船遺址”公佈為全國重要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以來，又在同一地點發掘出南越王宫御花園與南越國宫署遺址，後也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樣，在同一地點，幾乎是同一時代，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遺址。現在，後者已得到各方面的認同，正被闢為博物館；而所謂“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從公佈之日起即有專家提出質疑，甚至完全否定這一遺址的存在，認為它是宫殿建築之類的遺址。南越王宫御花園與南越國宫署遺址的發掘和肯定，使前者受到更多的質疑和挑戰。全國考古、造船、古建築、航運、海洋、地質、地理、城建等不少專家學者，紛紛從各自學科出發，對這一問題各抒已見，正形成一種百家爭鳴的熱烈氣氛。但這些爭論的焦點主要在文物考古、造船和建築的技術方面，而無論是造船或是建築遺址都離不開的歷史地理環境，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而這恰是解決爭論的關鍵之一。本文擬從廣州古城選址、城市規劃和佈局、造船能力、城市環境變遷等方面對此作某些探討，冀有助於問題解決。
一、廣州古城選址的地理基礎
城址是城市的具體位置和活動的基本空間，它受制於所在地區的地理環境。今廣州舊稱番禺，北有東北走向的白雲、越秀二山，為最高一級低山丘陵，繼而降低為次級小丘番山（一說在今文德北路原中山圗書館内紅色砂岩小丘）和禺山（據考在今西湖路東部北側，南漢時被鑿平），再南為珠江泛濫平原。流溪河流經廣州河段稱為珠江，在今沙面一帶形成河曲，環繞著番禺丘陵、平原，造成風水學上所謂“負陰抱陽”的聚水格局。先秦時的番禺作為一個原始聚落，古越語意為“鹽村”，即海水可以到達之地。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地形圗”上，珠江口呈一半圓形與海相連，是一個大溺谷灣。番禺最初的城址就坐落在越秀山南麓，南臨珠江，既有白雲、越秀山為屏障，利於軍事防守和阻擋北風，又因迎風坡致雨，使夏季凉爽。所以南海郡尉任囂臨終對龍川縣令趙佗說：“番禺負山險，阻南海，……可以立國”。另外，番禺不僅由於西江、北江和東江在附近交匯而獨擅舟楫之利，而且受惠於地球自轉偏向力的作用，珠江北岸屬沉積岸，陸地與時推進，不斷南移，為城市擴張提供大量備用地。雖然廣州有五羊、穗城、楚亭、仙城、南武城等多種建城之說，但傳疑成份甚多，難以論定。最為可靠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嶺南歸入秦王朝版圗，番禺成為南海郡和番禺縣的治所，此即被公認為廣州建城之始。這座秦城稱為“任囂城”，秦滅亡後趙佗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以番禺為國都而稱為“趙佗城”或“越城”的城址，即坐落在今中山四路與北京路交界一帶，據有廣州城市地勢最高之處。此後番禺城成了廣州城市的核心，歷二千多年未曾變動，後世廣州城即以它為近乎幾何中心向外拓展，形成自己的近現代城市平面格局。侯仁之先生說過：“一個城市一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開始出現的話，它就必然具備一個足以滿足它的發展要求的固定場所。因此，如果說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城市出現的決定因素，那麼適當的城址就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了。”廣州城市選址和歷史發展狀況也恰恰如此。
秦漢時珠江比現代更深入城區，所以處理好河流與城區這兩者空間關係，成為選址的關鍵問題。管子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即城址選擇要注意地形，即不能太高，也不可太低，否則，不是引水不便，就是受洪（潮）水威脅。地勢高低適當，即可省去修築溝防，又因引水便利，解決城市供水問題。管子所言，雖指都城，實普遍適於郡縣等城市，何況番禺城具體位置，《水經注·泿水》指出：“南海郡，昔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按通常理解，“水坈”為小河湧或積水窪地，而不是寬闊的水域，“水坈陵”即為小水包圍的高阜。番禺城倚靠這個高阜而建。南宋方信孺《南海百詠》稱“兩山（指番山、禺山）舊相聯屬，劉?土布鑿平之”。按上述番山、禺山位置，可成一條東西向聯線，正好介於越秀山和珠江之間，亦即番禺城址所在。
在海潮影響所及和江邊地帶，城市興起，必須倚靠高地或邊緣坡岸。珠江風浪、潮差較大，尤應如此。秦漢時番禺城常為珠江鹹潮侵襲，水味鹹澀，居民用水困難。《三國誌·吴書·陸胤傳》說：“州治臨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即須汲白雲山、越秀山溪流或泉水供應居民。秦漢時番禺城内即有不少井泉，如越秀山南麓（在今省科學館内）即有越王井，傳為趙佗所鑿，又稱九眼井，喻城中井泉多。白雲山東麓還有甘溪流出，經今中山四路北側，在下游又稱越溪，顯然與越城有關，被利用為水源。為利於修渠和節省工程，番禺城應盡量靠山，利用山間溪流而與珠江保持相當距離。如果在今中山四路一帶建立造船工場，顯然有悖於城市選址原則和番禺城選址地理形勢，在道理上和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二、廣州古城規劃佈局排除了在城中設造船工場的可能
我國古代城市規劃制度，對城市功能分區、佈局等均有一整套嚴格規定，不得逾越。例如中心佈局原則、對稱佈局原則、街道分割原則、方塊居住原則、市場固定原則等，都在規劃和實際中得到貫徹執行。現存許多古城都屬這種規劃佈局的例子，廣州也不例外。《周禮·考工記》明確寫明營城制度，即“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由此形成皇權至上、中軸對稱城市格局，從京師到州郡縣治，無不體現這種城市規劃思想和制度。我國有“秦襲戰國俗，漢承秦國制”傳統，故上述營城制度，為歷代所沿用。廣州舊城，無論是任囂城、趙佗城、還是東漢步騭城、宋三城，乃至明清城等，都遵循這一制度營建。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朝代如何更替，廣州城市的擴張，皆以最初番禺城為核心向週邊發展。每次所築城牆，都以這個核心為基準，形成平面佈局圗形。南越國時代，番禺城為國都，更要體現以王宫為主體的規劃和佈局，並從秦漢時代起就開始形成從今北京路到珠江邊天字碼頭——廣州城市第一條傳統中軸線，使廣州古城顯成莊嚴、肅穆、大方、壯觀，並成為廣州歷史文化薈萃之地。無論歷史文獻還是考古發掘，都證明所謂秦造船工場遺址一帶，正是廣州古城歷代行政機關所在，屬行政功能區中心，為歷代城牆保護範圍。1974年在所謂秦漢造船工厰遺址地表5米下發現南越王宫磚石走道，走道下面還有大型木構建築遺址，經北京大學對其作C年代測定為距今2190±90年，屬趙佗城遺物；在北京路新大新公司地下，還有“萬歲”瓦當，屬南越王宫建築遺存。這兩個相鄰遺址出土磚石走道所用大型花紋鋪地磚，風格與秦咸陽宫殿所用相同，即按秦制在廣州地區燒製的，有些磚還有“公”、“宫”、“盧”等字樣，顯示它們為官衙一類建築用材。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樓船（即樓船將軍楊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王宫等建築被毁。考古人員在所謂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地下發現有火燒過的碳屑、燒過的紅土層堆積於瓦殘片層上，說明這是越王宫所在。而最有說服力的是1995-1997年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與儿童公園之間的考古發掘成果：先後出土一座約4000平方的石構水池和長逾150 米的曲流石渠、回廊，以及大量石柱、磚瓦、步石、石板等建築構件，還有龜鱉殘骸；磚瓦上同樣有“萬歲”、“公”、“宫”等字樣，在一件印花階磚中還有“左官帑畜”戳陶文。這一遺址地點，已被確認為南越王宫御花園與南越國宫署所在地。在南越皇城佈局上，這一帶無疑是高踞全城的政治中心，象徵皇權的神聖空間，亦即《考工記》規定的“前朝”所在。此後各朝代在嶺南、廣東、廣州建置的首腦機關，皆不超出這一範圍。如今北京路廣東省財政廳一帶，隋為廣州刺史署、唐為嶺南道署（稱都府）、南漢為王宫、宋為經略安撫使司，清代佈政司署、廣州府署、巡撫院署等也以這一帶為中心擺佈。現今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等也繼承這一分區傳統集中在廣州傳統中軸線兩翼。由於地形限制，以及秦漢嶺南商業不發達，番禺城内未見商業區擺佈，“後市”和“市朝一夫（一夫指市場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東西南北各長140米市場範圍）佈局原則尚待驗證。但其他功能區分佈，仍然是清楚的，越城行政區之西，有趙佗廟和越氏墓葬等。今越秀山，宋代稱“北山”，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南越誌》曰：“趙佗葬於此，山為陵，其側立廟，號曰‘靈廟’。”《元和郡縣圗誌》也說“北廟（番禺）縣北三里，即尉佗之廟也”。據考，北廟即今中山紀念堂北側的道觀三元宫。1983年在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發掘南越國第二代君主文帝趙昧墓，也在越城西，時可能為城郊。象崗山還建有朝漢台，《輿地紀勝·廣州古跡》引《南越誌》說：“歲時尉佗登此望漢而朝拜。”在今解放北路廣東迎賓館内，《南海百詠》說有“任囂墓，《番禺雜誌》云‘囂墓在今法性寺前道，東西四十餘步，廣民四時享之。墓在廟下’。法性寺今光孝寺也，而墓與廟已不復存”。南越國最後一個皇帝趙建德宅也在越城西，“建德故宅在城西光孝街，今光孝寺故址，而建德，佗之五世孫也”。至越城東，雖未見南越國時建築發掘報導，但後來帶有公祭功能建築也不少，如明城東南有山川壇、三皇廟等，清有先農壇、城隍壇、風神廟、火神廟等，諒是繼承歷史傳統而佈局的。越城設東、西、南三門，不設北門，東西逶迤，周長10里，中軸線經過趙佗公署，南對番、禺二山，直下珠江邊為南大道，與東西走向大道，構成“T”字形城市格局，内有宫廷、府邸，但無平民居住街巷。因在封建等級制度下王國都城大，諸侯之城小。《左傳》隱公元正義曰：“天子立城方九里，諸侯禮為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趙佗雖先稱王，後稱帝，但畢竟是漢帝國下一個地方政權，不敢違反既成禮制。所以越城還是典型漢族王都形制模式，一直沿用到民國時期。這座越城範圍，東至現今芳草街附近，西止西門口中山六路，北界東風路以南，南到珠江邊。其南門何在？長期是個謎。近據報導，此門在惠福東路大佛寺附近。早在1996—1998年廣州地鐵施工中，即在北起西湖路，南至惠福東路，東起大佛寺，西至龍藏街範圍内清理出東漢、晋、南朝叠壓城牆。最近又在那裡地下挖出漢城牆，並有疑為古水閘（水關）的木構建築。有關方面認為可能是南越國的南城門。當然最後論定需進一步發掘。
據以上秦漢番禺城功能分工和佈局，完全不可能也不允許在城内配置一個與此相悖的造船工場。況且早在戰國時期，城市作為經濟中心，其功能分區已發展到按職業劃分。管子同樣指出：“凡仕者近公（宫廷區或行政區），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其故何在？管子回答是：“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亂。”據載廣州這個造船工場規模很大，分船台區、木料加工區，僅船台長就逾百米，還有一批鐵錛、鐵鑿等工具，若加上可能未發現的配套設施，操作起來，必然是如管子說的一派“其言嚨，其事亂”景象。這絕不可能在王城内出現。實際上珠江岸線曲折多灣，秦漢番禺附近盛產多種珍貴木材，完全可以就近採伐，配合方便水運，選擇理想造船地點。據梁廷枏《南越叢錄》載，南越國最後一個皇帝趙建德就到“綏安（今福建漳浦）廢縣，在（南海）郡之東，東接泉州，北連山，數千里日月蔽藏，昔越王建德伐木為舟之處也”。當然，南越國造船地點可能不止一處，但可認為這位君主是選擇木材產區，避開城區來設置造船工場的。由此上溯，趙建德以上幾位先王，尤其是雄才大略的趙佗該不至於在自己宫署附近大造其船。
三、 秦漢番禺未成為南海航運始發港，缺乏造大船能力
造船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行業，即使在古代，除了造船基地，亦需各種附屬工場，如纜索、帆篷、鑄鐵、油漆，以及材料堆棧和庫房，此外，還涉及港口腹地、航運水平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而不僅僅是造船技術本身。按工場遺址試掘報告所稱，秦漢番禺已能建造寬3.6-8.4米、長 30-40米大船。後來更有人認為“按照船台的規模和功能，當年所造的遠航船的載重量可達數十噸，這對研究廣州早期的造船史和海上交通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證之以秦漢嶺南區域開發和番禺作為港口通航狀況，這樣強的造船能力，大可懷疑。
造大船需要大港口，否則難以發揮大船效能。《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誌》都記秦漢時番禺是海内外商品輻輳中心，全國性經濟都會之一，但沒有說番禺是南海對外交通的始發港，《漢書·地理誌》祇列舉日南、合浦、徐聞三個北部灣沿岸的港口是遠航東南亞各個國家各地區的始發港。《史記》、《漢書》無為官方正史，作者都掌握大量歷史和現實的資料，番禺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又很重要，如果是始發港，它們豈有不記之理。番禺作為海内外商品集散的功能和港市地位無可置疑，但集散商品的方式可以是水路或陸路，以及水陸聯運，其中主要應是河運。秦漢時海運對番禺未見記載，大抵有兩個原因：一是漢代嶺南經濟重心不在珠江三角洲，而在北部灣沿海。秦開靈渠，打通湘桂走廊出北部灣的水陸交通線，對漢帝國更具有重要政治、經濟、軍事意義。按《漢書·地理誌》載，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統計，交趾郡約有9.2萬戶，九眞郡約有3.6萬戶，合浦郡約有1.5萬戶，另據《漢書· 賈捐之傳》載，海南島二郡十六縣也有2.3萬戶，這樣環北部灣地區四郡共有16.6萬戶，而同時期幾乎佔今廣東大部分地區的南海郡約有1.9萬戶，祇及北部灣地區戶數的12%左右。這個戶口反差說明北部灣地區在漢代比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水平要高，對外通商港口也都在這一帶擺佈。二是受秦漢時航海和造船技術等限制，船舶需沿海岸航行。北部灣風浪較小，潮流平穩，利於航行，直下東南亞諸國航程最短，故處於對外通商優勢地位，幾個港口都成為始發港。而珠江口外風大流急，特别是瓊州海峽東部海況更為險惡，又多鯊魚，被視為航行畏途，多盡量避開。唐劉恂《嶺表錄異》指出瓊州海峽“交趾回人，多捨舟，取雷州緣（沿）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鰍（鯊魚）之難也”。唐代尚如此，秦漢更是這樣。這種狀況往往為許多人所忽視，以為從番禺出發，沿西南海岸航行，經瓊州海峽入北部灣就可下東南亞諸國了。恰恰是這個航海高危險區，在很大程度上妨礙番禺不能直接對外通航，而需由其他港口接駁。為了避開瓊州海峽抵達東南亞，則要繞道海南島東部海域，經西沙群島海域南行。這條航海線也是航海高危區，自昔就有“去怕七洲，回怕崑崙”之諺。七洲即七洲洋，為今日西沙群島，崑崙即今越南南方的崑崙島。直到三國以後，隨著航海技術進步，廣州才實現對外直接通商，成為南海航行的始發港，並為計量到西洋諸國航程的起點。到唐代，廣州崛起為世界貿易大港，“廣州通海夷道”的起點。《舊唐書·地理誌》即記“自廣州東南航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南行二日，至九洲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南三日至占不牢山。……”。這才標誌著廣州作為始發港達到歷史第一個巓峰期。為此，需要建造大型船舶，據《唐大和上東徵傳》載，唐天寳九載（750年）鑒眞和尚路過廣州，見“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有香、藥、珍寳，積載如山。船深六七丈”（深諒為長）。按唐一尺約今0.3米，則唐舶長約18-21米。遺址試掘報告說秦漢番禺可造船長在30-40米，比唐舶幾乎長一倍，時間提早約850年，這也值得商榷。
實際上，秦漢番禺更需要的是内河船隻，尺寸和噸位不會很大。因為秦開靈渠，所築陡門（閘門）寬僅5.5米，通過船隻比所稱番禺造的要小。漢武帝進攻南越所用樓船，是船上建有樓台一類的船隻，但不在嶺南製造，而來自嶺外。《漢書·嚴助傳》說：“入越地輿轎而逾嶺，拖舟而入水。”既然船是靠人力背過嶺的，規模不會很大。東漢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馬援用兵交趾，集中在合浦的士兵約2萬，有樓船2000多艘，照此推算，平均每船也不過10人，想見船隻也不大。馬援軍隊是“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即水陸兼程，則這種樓船也航行於北部灣海上。珠江口風浪比北部灣大，出航船隻應比樓船大，但無此記載。馬援徵交趾比漢武帝平南越已遲150多年，所用樓船尚如上述，可推想即使秦和漢初番禺造船也不比東漢樓船大。又據廣州地區出土漢代陶船模型，其動力工具皆為槳、舵、櫓等，但不見使用風力的檣帆，表示所造船隻祇適用於内河而不適於海上航行，與其時番禺不是海上航行始發港相一致。
越人善水，船是他們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建國以來考古發掘的船隻，屬於六朝以前的皆為獨木舟，未見大船。如懷集縣龍頭灣南朝獨木舟，長7.95米，寬0.52米，高0.41米；化州長岐鎭古寧村10多艘東漢獨木舟，長5米，寬0.5米；揭陽金和鎭灰寨村南朝獨木舟長10.7米，寬1.3米，高0.8米。在嶺外，1976年江蘇武進出土西漢木板船，估計長約20米，寬1.2-1.3米；長沙203號漢墓出土木船模，估計長約15米，寬2米。這些船隻尺寸都比所稱廣州秦漢造船工場製作的要小得多，幷且都是獨木舟。秦漢時越人是嶺南居民的主體，漢人甚少，即使他們從中原帶來先進造船技術，為戰爭急需而建造的也大抵是樓船，這如上述，東漢樓船也僅容10多人乘坐而已。
我國古代造船，須按一定禮制，不能逾越。《爾雅·釋水》曰：“天子造舟（大舟），諸侯維舟（多聯體舟），大夫方舟（雙體舟），士特舟（單體舟），庶人乘柎（此同桴，即筏子）。”這個船隻等級很清楚，都與人的身份相對應。秦政苛暴，番禺雖遠離咸陽，趙佗後又稱帝，但他們都是秦始皇直接委任、派遣的官史，論等級也不過郡尉、縣令，應在諸侯之下，諒不敢違規擅造大舟。
四、秦漢珠江岸線遠離造船工場遺址
第四紀地質研究成果顯示，大約6000年前廣州中山四路、五路一帶有海潮入侵，海浪直拍白雲山和越秀山麓。這時珠江北岸在中山四、五路一線，那裡有廣州最古老海相沉積物，在今新大新公司地下8米取得含海相貝殼和鹹水種化石硅藻的淤泥，經14C年代測定距今6340±130年。此後珠江北岸不斷南移，珠江口溺谷灣也隨之變窄。近年，廣州地理研究所李平日研究員又在造船工場遺址東北忠佑大街南越國宫署遺址取4個樣品分析，共撿出化石硅藻10種共3369個，全部為典型淡水種硅藻，毫無鹹水種或半鹹水種，充分表明中山四路、五路一帶已屬淡水陸地環境，與6000年前鹹水環境大相徑庭。又據在這一帶地下取得的木材14C年代測定，為距今2190±90年，相當於秦漢時代。此前珠江北岸，大抵戰國時在今大南路一帶，北距中山四路、五路約550米。而戰國到秦漢，珠江北岸不但超過中山四路、五路，而且抵達今大德路一線，已在中山四路、五路以南600米。經唐宋演變，明代珠江北岸到一德路、泰康路，清代到十三行、仁濟西、珠光路、鎭龍上街、新河浦一線。漢代珠江寬約2000米，漢以來平均每年以0.83米速度淤窄，現海珠橋珠江面寬僅180米，不及漢代1/10。廣州城區大片土地皆秦漢以來淤積而成，今造船工場遺址秦漢時早就是陸地，不具設立造船工場地貌條件。而淤積層也廣見於廣州城區地下，與工場遺址同一層面的木板同樣出現在許多街區。誌稱“嘉靖戊午（1558年）十一月，廣州城隍（廟，在城東）後五丈，有大榕樹身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餘有穴，道士扣之，其聲洞洞。……發之得桫木板數十片，皆兩兩對立，多不可致。……蓋唐宋以來完繕樓櫓板干也”。民國初年番禺學者汪兆鏞於今解放北路廣東迎賓館（早稱將軍署）撿得與中山四路南越國宫署大板瓦一類的建材。20世紀70年代挖防空洞，也在北京路原服裝店西側面4.7米深處挖得殘木板多塊；同類的木構遺存也見於文明路工人文化宫禮堂地下。這些木板，說明出土地點地層為沉積淤泥，地基欠穩，需以木板、木柱等加固，以保障地上建築物牢固。由此也反證這些地點為昔日珠江河灘。當然，復原廣州古城區地理環境還要做很多的工作。因為不僅自然環境在改變，人類活動在城區尤為頻繁，對地理環境干預比自然力引起的變化強烈得多，這都為復原歷史地理環境增加許多困難。但僅從以上珠江北岸的南移，已可窺見在中山四路一帶秦漢時設有造船工場是難以成立的。
五、結 論
從上述廣州古城及其週邊區域歷史人文和歷史自然地理環境變遷，可知所謂“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不可能存在，應予否定。它所在地區，實屬南越王宫御花園與南越國宫署遺址一部分。
（作者：司徒尚紀 原載《歷史地理》第十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合作李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