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5-30 16:45:00  


  珠江是我國第三大江河,其水系腹地遼闊,縱深廣大,在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籠罩下,山青水秀,流量特别浩大,將境内大小支流組成一個完整水系,呈扇形鋪展,綰轂於珠江三角洲和廣州,最後經八口出海,注入南海。這個地理格局,極有利於南北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流域内相互交流、整合,形成珠江文化多元、開放、包容、重商、務實、創新的文化風格,這較之其他流域文化,毫不遜色。但文化又是一個歷史範疇,有其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今日珠江文化風格,即為歷史發展的結果。在這個歷史的長河中,珠江文化所凸顯的一個最大特點是保持一種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和自強自立、反抗外侮的民族精神,這也是珠江文化的靈魂所在。

  秦漢統一珠江流域以後,珠江文化在土著古越族文化基礎上進入漢文化融合時期,中原移民多次南下,使封建文化在珠江大地紮根、傳播。漢初,趙佗立南越國,在境内開設學校,推廣中原文化。1983年廣州象崗山發掘南越王墓收藏大量各種器物,以及1995年廣州中山四路出土越國宫苑遺址所展示水鄕園林風光,都堪為漢越文化融合的縮影。而趙佗在秦末戰亂中割據嶺南成立南越國,保證了嶺南社會秩序安定,積極發展經濟文化,縮小了與中原差距,在中國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也是珠江兒女自強自立精神的開端。唐貞觀七年(623年)嶺南酋長馮戴在漢未央宫君臣宴會上吟詩,深得唐太宗贊賞:“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這一雅事歷被傳為越人漢化的佳話。但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唐代廣東出了個惠能,他創立南宗頓敎,指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人皆可頓悟成佛,把佛敎從神聖的殿堂中解放出來,變為一切眾生都可以接受的宗敎。這是我國佛敎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也是古代珠江文化一個最輝煌成果和對人類文化卓越貢獻。毛澤東同志評價惠能“為禪宗的眞正創始人,也是眞正的中國佛敎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敎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駡佛’" 。(見《緬懷毛澤東》,下册第56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而惠能從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夫成為一代佛學大師,與他刻苦修持是分不開的。正是惠能劃時代的貢獻開嶺南人敢為天下之先的風氣。

  宋元時期,大量漢人遷入珠江流域,並成為當地居民的主體,漢文化也成為珠江主流文化。由於移民來源和入居地不同,廣府、福佬、客家三個族群,也是三種亞文化先後形成。它們與少數民族文化一起相互輝映,開創珠江文化發展史上一個轉折時代。這時公私學校在各地接踵而起,科舉應試蔚為風尚,甚至勝於中州。一批科舉人才脱穎而出,改變過去嶺南人才單薄局面。這時作為珠江文化代表人物,同樣以自己言行,折射出珠江文化民族精神。北宋曲江人余靖在處理宋、遼、夏關係外交活動中,提出安内攘外思想,使北宋在三國紛爭中處於有利地位。貶謫嶺南的蘇東坡,在逆境中所寫大量詩作,處處洋溢著憂時報國的情懷,有“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之嘆。後在海口五公祠受祀的南宋抗金名將趙鼎,臨死前《自作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其寧死不屈的愛國精神,催人泪下。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過廣州伶仃洋,至死不仕元,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捨生取義,為國捐軀。他們在嶺南留下寳貴的精神財富,已融合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

  明清是珠江文化成熟上岸時期,不但前期上昇為珠江文化主體的漢文化進一步成長壯大,而且由於西方文化更多地傳入,珠江文化被豐富、充實以新的成份,逐漸整合為一種時代先進文化,令全國刮目相看。在物質文化上,珠江三角洲基塘農業以良好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飮譽全國,潮汕地區精耕細作農業冠絕天下;傳統雕刻、刺綉、陶瓷等器藝文化被注入西方文化成份,形成廣東特色。鴉片戰爭以後,嶺南率先引入西方科技,建立起近代工業文明。1872年南海歸僑陳啟沅在家鄕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厰即為我國最早民族工業,對我國民族工業發展起了先鋒和示範作用。嶺南人在戰後大批出洋,華僑文化開始形成,並作為珠江文化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海外延伸,比雄於其他流域文化。在制度文化方面,珠江文化精英分子,以健全心態和愛國情懷首先接受戰後西方文化挑戰,吸取中西制度文化精華,提出富有創新的制度文化主張,尋求救國救民的出路。中山人鄭觀應於國家危難之際,嘔心五年寫成《盛世危言》,振臂高呼“欲攘外,殛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建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這千古名句,振聾發聵,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之開端。毛澤東曾說看了《盛世危言》,促使他走出韶山冲,到處創業和求學。花縣洪秀全對基督敎進行改造,寫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歌》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理論基礎。其中“太平”源於中國典籍《公羊傳》中“太平世”理想,而“天國”見《新約·馬太福音書》,“太平天國”即體現了中西文化在嶺南的融合。康有為、梁啟超實現從戰後早期“變器”到“變道”思想轉變,提出傚法西方政治模式,建立君主立憲制度,構建維新變法理論體系,比洪秀全革命理論又前進了一步。而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思想,他追求的是建立美、法國式資產階級共和國,比康梁君主力憲模式先進得多。其思想的最終確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代表中國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的最高水平。而從鄭觀應到孫中山,他們的思想都體現了實行民族民主革命,向西方學習,救亡圗存,建設近代化中國的高度愛國主義理想。戰後風靡全國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洋務運動,以及反對清王朝專制統治的鬥爭,無不始肇於廣東這個時代思潮的重點和革命策源地,然後擴散到全國。如湖南維新人士即從廣東接受先進思想,開展革命運動,譚嗣同說“近年兩省士夫,互相傾慕,結納情親,迥非泛泛”。近世湖南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往往是廣東倡之,湖南和之,廣東鼓之,湖南舞之,然後擴散到湖北、河南乃至全國,從太平天國到北伐戰爭莫不如此。這是珠江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一個重大貢獻。

  在精神文化方面,嶺南英才輩出,明中葉,陳白沙及其入室弟子湛若水發展宋代陸九淵理學,倡導自由開放學風,建立自成一家的“江門學派”,卓然獨立於明代學壇。明代瓊山人丘浚,提倡經世致用,濟世安民,不但要重視傳統農業,同時主張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後者對中國長期重農抑商政策是一種大膽的挑戰,他重視商業市場作用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去它的意義。清代從鄭觀應、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等,他們作為一個站在時代前列、叱咤風雲的人才群體,上述他們變革中國社會、推動歷史前進和種種主張,即體現了他們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家國情懷。故後人評論康梁貢獻有詩曰:“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這也是对珠江文化的褒揚。

  在文學藝術方面,明末清初,嶺南呈現迅猛發展勢頭,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被譽為“嶺南三大家”,他們感懷時勢,飽含悲憤,充滿戰鬥精神的詩作震撼詩壇,產生難以估量的社會效果,且開闢了嶺南文化在文學上新風格。如梁佩蘭《粤曲》詩云:“春風試上粤王台,錦綉山河四面開。今古興亡猶在眼,大江潮去復潮來”。粤王台在廣州粤秀山,清初廣州發生過慘烈的抗清鬥爭。明清嶺南詩人這種氣勢磅礴,猶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的詩作,不僅在當時對抗清鬥爭起了巨大鼓舞作用,而且也深刻影響到以後嶺南詩歌的健康發展,使之能以高度愛國主義精神和錚錚骨氣卓然屹立於全國詩壇,並融進充滿時代精神的珠江文化體系中。

  近世嶺南最早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欺凌,人民反抗也最激烈。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震撼全世界,並成為我國近代史的開端。遠在歐洲的恩格斯聞知嶺南人民的反抗外來侵略的悲壯事跡之後,在《波斯與中國》一文中寫道:“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中表現的那種狂熱的態度本身,顯然表現他們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挣扎,同時也會看到亞洲新紀元的曙光”。此後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等席捲整個珠江流域,波及全中國。作為這些鬥爭繼續的北方義和團運動、孫中山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乃至北伐戰爭等,其矛頭直指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但這些鬥爭的策源地主要在廣東或深受廣東的影響,繼而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勢。所以廣東和珠江文化得以成為近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摇籃和代表。

  新中國成立後,鑒於形勢,珠江文化在一個封閉環境裡發展,但難以有所創新。近二十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帶動珠江文化在各個文化要素和層面都得以振興和提高,無論是開放意識、改革精神、價值道德,還是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已經或正在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飛躍,並形成對全國文化的衝擊之勢。“廣貨熱”、“粤語熱”、“影視勢”等節節北上即屬其例。而廣東成為全國經濟大省和強省,並形成對全國輻射之勢,特别是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崛起及其成功經驗或模式的全面推廣,更充分展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珠江文化的民族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和形式,它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已任,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並已邁開了堅實的步伐。所以不斷有論者說:“對中國千年文化認識要看西安,五百年文化看北京,百年文化看上海,近二十年文化看廣東”,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司徒尚紀 2002年12月12日,合作許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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